夏国贤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51年4月生于江苏江阴。师从沈鹏先生。现为无锡市书法家协会名誉。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无锡市国画院副院长，江南大学书画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江苏省书协理事，江苏省诗词协会理事，江阴市文联，江阴市书画院院长，江阴市书法家协会。2000年被评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首届“德艺双馨”会员。2014年被无锡市推荐为“省市代表书法家”。
书法作品曾十数次参加重大展览和对外交流展出并获，先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览，并为多家专业报刊专题推介，曾入选联合国世界和平工作者协会、科教文卫组织等主办的《世界和平艺术展》，获杰出艺术品。出版《夏国贤书法作品集》、《夏国贤书法集》，著有《容居文选》、《翰墨珍赏/明代以来江阴名人书画作品赏析》、《博学余暇擅步胜境/记当代艺术大家沈鹏先生》等。
“似水流年谋稻粱。人生适意便还乡。得失任平章。 展纸拈毫抒己意，掌灯读华章。天伦脉脉乐未央。”（《浣溪沙·六十自寿》）这首词是我六十岁赋闲那年填的。眼下的景况依然故我∶读书、写字、听琴、品茗、尝酒，钓鱼负暄、驾车会友，含饴弄孙。有时还会去做些社会公益之类的事情。
至于写字，我并无“家学渊源，幼承庭训”之类。父亲早前念过两年私塾，十来岁就进厂学徒。解放后在厂里上过速成中级文化补习班，要求进步，是上级组织部门在册的企业中层国家干部。父亲受过苦，厚道朴实，乐于助人。父母亲做厂（土话，即当工人）生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加上祖父母（无收入）全家八口，生活全靠父母亲微薄的工资，同大多数中国工人家庭一样，日子并不宽裕。我自小就觉得父亲的字写得好。受其影响，我上小学时就喜欢写毛笔字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学，学校每天都有写毛笔字课，作文也用毛笔誊写。那时候国家经济落后，临习的字帖是用毛糙纸印刷的柳体词《沁园春·雪》。班主任夏老师见我有写字基础，我在黑板上先画米字格，再将帖上的字用粉笔描摹放大到米字格里，每字大约35公分见方的样子，每天画4字，让同学们照着写。
若干年后，我见到当年那位写柳体《沁园春·雪》字帖的老师，着说：“您是我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啊！”
1970年，我高中毕业分配到40多里外的国营江阴农机厂当学徒工，住集体宿舍，不能每天回家，就下班了操乐器、打篮球、写字临帖，还借来朋友珍藏的一本《唐诗三百首》，花两、三个月抄完，时常翻翻读读，以业余时光。
有一次，我去县城的图书馆探望一位很会写字的老师，看见废书堆里有一本唐代锺绍京写的《灵飞经》，就当宝贝一样讨回去，照着临写了两三年。厂里派我去苏州出差，在苏州古旧书店买到一本唐代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我喜出望外，对临了很久。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四川有家酒厂来江阴找到县中彩印厂设计印制酒包装以替换老包装。彩印厂设计师六以方请我帮忙写个“郎”字，居然被酒家看中，用在注册商标上。三十多年了，这家酒厂的酒包装不知怎么改，而那个“郎”字一直未换。只是翻印多了，有点走样了。郎酒厂的生意很红火，广告做得大，央视春晚都由这家酒厂赞助，硕大的“郎” 字居中挂在央视演播大厅，我看了窃笑。因未落款，大家也就不知道“郎” 字的始作佣者了。去年，网上有位小编写文章整理写酒标字的书家时，将我写的“郎”字归到一位四川籍书家的名下，一帮气不平的朋友，包括一些搞宣传、法律的要为我去打官司，替我知识产权，我说：“人的名利都是命中注定的，是你的跑不掉，不属你的抢不来，还是算了吧。”大家也就作罢，只说我“看得穿”。前几年，四川古蔺郎酒厂到底知道了我写“郎”字的事情，在新品发布会上公布了，还专门请我去厂里玩了一趟，说我对郎酒厂发展有贡献。
1975年的时候，父亲的同事给我介绍对象，女朋友的师傅先悄悄来厂里 “看人”。那时候电力供应紧张，工厂避峰让电农村夏收夏种，早晨4点上班中午12点下班。下班后別人休息，我在宿舍里正解衣般礴埋头临帖写字。那位师傅回去对我女朋友说：“噢唷！这个人倒认真咯，人家睏觉，他在写字。”平平淡淡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女朋友就成了妻子。
1982年初，父亲要我去他厂里帮忙写块招牌，搭着梯子直接用漆在墙上写。快写完的时候，听得有人称赞说，“字倒写得不差！”我朝下一看，原来是父亲的朋友、县工业局人事股干部顾银才。不多久，厂领导找到我，说要抽我出去学习。一打听，原来是那位顾叔叔多了个心眼，他以为字写得好的文章也写得好，就向有关方面推荐我去常熟师专苏州地区秘书班脱产学习。我倍加珍惜在学校的那半年时间，填鸭式地学完了秘书班设置的中文系大专两年制课程和公文类写作基础。俟秘书班结业，我就调到机关工作了。
再后来，各种各样的碑帖多起来了。有印刷精良的，几同原作。我挑选自己喜欢的买，照着临写，乐此不疲。
曾国藩说：“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当择善而约守之”。读书择书，写字择帖。读书能学到前人为学的经验，有益自己格物致知，行己处世；择帖临写则有助自己吸取前人写字的经验，学到用笔和结构等绳墨规矩，稳步入门。以，写字必须临帖，这门槛无法逾越。而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优秀碑帖、经典法书浩如烟海，人的精力和学力有限，唯有择善而学才是正。所谓“取法于上，仅得乎中；取法于中，仅得乎下。”讲的是学书取法的道理，也包含择帖临帖的意思。因为“学书不从临古学，必堕恶道”（董其昌语）。
至于笔法、笔势、笔意，以及结体、章法、墨法，乃至线条的淳厚、气息的雅俗，书品的高下，是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的，日积月累，急不得。有句老话：“心急吃勿得热薄粥”。我想，“吃粥”的道理也适用于学写字的呢。
1989年9月，我去探望沈鹏先生，带字去请先生指点。沈鹏先生认真看过，但未指点不足，只是说：“要多读书，要增加字外功夫”。
以我的理解，多读书，增加字外功夫，是对增加书家的文化含量而言，作用于增加书法作品的高雅气息和人文蕴含。这些年，我在临帖的同时，着意于文学、诗词、书论、美学以及绘画、音乐等姊妹艺术的择善阅读和研究，以增加内涵，改善。
2003年，沈鹏先生特地写了孔子的《论语·规》赠我：“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深知这是先生在教我的道理。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修身信条，先生要我先 “立德”，要人品在前，为学在后。
人重则书重。历史以人传、以人废书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襄）”原该是蔡京（一说秦桧）。蔡京是权相，多端，而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为官名声也好。苏轼说：“仆论书以君谟（蔡襄）为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蔡襄的字恪守中庸之道，温文尓雅，苏轼以此取书，断然不管别人如何理会，历史终究认可苏轼的见解，易“京”为“襄”了。为人处世，不可能有口皆碑，我就凭自己心里定的准则说话办事，以不先生的期望。1998年的时候，中国书协评选首届“德艺双馨会员”，江苏书协推选了我并中国书协，至2000年批准公布，成为中国书协第一批92名（江苏4名）“德艺双馨会员”之一。我总觉得这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几年，我总感到写字求长进就像打太极拳，是静功的融化。董其昌说“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倒，自处自束处耳”，“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董其昌的这段关于用笔的经典论述真是学书的关捩子，须认真学习领会，用心实践。
书法的格调是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要避免“轻佻、妩媚、纤巧”。艺术风格有高下之分，《文心雕龙》《体性》篇：“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又把体性别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糜”等八类，“吐纳英体，莫非情性”。以我的体会大凡技巧的痕迹外露，轻浮炫耀，风格就不会太高。所以，书法的线条要力戒轻飘，着力于浑厚；结字要尚“拙”的意态；无论字形大小，在气势上都要雄大、开张。前人所说的书法主“重、拙、大”（饶颐），要“平、圆、留、重、变”（黄宾虹），就是指在用笔和造型结构上，要避免流于公式化。经过思考和实践，形成与不同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样就避免了“俗”的倾向。
书法作品的结字和谋篇布局或空灵疏朗，或茂密紧凑，其上下左右的关联照应，以及点划之间，都要讲求气息的贯串。提高了说，这是关乎人的和生命力的展现。古人很重视贯气，清人叶燮认为书画作品的理、事、情三者都是凭借气的而进行，“气鼓行于其间，因蕴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由是，书者切不可忽视书法作品的气脉的贯通。
书法文化核心部分应该是人文意识。“人文主义”的思想，指向“人”的发现，重视“人”的本质存在。艺术要表现真正的对人的关怀，要有人的本体的高扬，要注重书外功夫的积淀，人的本体的。如果书法简单地成为作某用的工具，那么也就失去了其人文价值。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对现今的书法创作仍然具有警示的作用。换言之，和积淀了的人的本体要贯注在书写的过程中，要摒弃炫技和刻意追求形式的东西，去除阿附迎逢的弊端，理会书法的极境是天真、简淡、生拙、敦厚，是纷华剥蚀净尽的道理。因为，大桥未久atad“决定书艺高低雅俗的关键并不在于形式和技巧，则是形式技巧背后的人的本体及其含蕴。字外具有比字内功夫更重要、更本质的存在价值。人品与书品由此合二为一”。（卢辅圣）我想，这一主旨该是书法的创作之本吧。
近来，我尤其觉得“书如其人”的古训之不谬，人的学养、修为和气质都会直接影响到书者的作品。我逐步理会了沈鹏先生当年我要认真读书，增加字外功夫的深意。是啊，人生苦短，尽管我已经少了年轻时“闻鸡起舞”的，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以至少留一些遗憾。
沈鹏先生说：“当我选择书法的时候，觉着书法也在选择我。我们互相诚信不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总是一以贯之，我却有过怠慢，有过违反它本性的时候，然而我理解它，尊重它，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与先生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