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宏观经济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讨论宏观经济最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风险在哪里？搞不清楚风险就不可能防风险，尤其现在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大，一旦爆发一种风险，经济就会倒退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经济还要增长、还要发展，另外一个关注的问题就是增长点在哪里？宏观来看，决策层最关注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过去较长时期内，我们都认为我们的风险主要在增长方面，所以长期把稳增长、保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但是2016年后半年开始，越来越多感风险存在于金融方面。十九大的时候，基本形成共识，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风险主要来自于金融，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绝不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决策。
首先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提法就是要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目前的基本目标。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基本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已增长到了167万亿，2002年货币供应量只有11万亿。如果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自己会自己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把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从去年开始就调整，现在货币政策在逐渐转向稳健、中性。货币供应量4月底只有8.2%，过去一直在两位数，现在降到一位数，货币政策趋势在转型。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宽松，一转向稳健就等于收紧，所以会出现资金荒。
4月份召开了局会议，有个公告，有人在理解公告的时候认为又要转向宽松，其实是误读。如果这次中国再松动，等于继续把原来的泡沫吹大，货币政策仍然中性、稳健。
我看有的企业还是比较聪明，知道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再恢复，所以进行调整，开始大量变现自己的资产。真正防风险就必须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家要从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出发思考问题，过去那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能维系了。
最近报道刘鹤先生在全国政协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讲话很对，做生意是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干坏事要付成本，意思是货币政策不可能松动。
另外一个政策，就是宏观审慎政策。这个政策和一个学者有关，经济学界有一个非常知名但主流的经济学家，叫明斯基，这个人在很知名，但主流，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赞同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均衡分析。他受马克思影响很大。他在1985年曾经写过一本书《稳住不稳定的经济》，这本书是后来人们讲的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这本书当时出版以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在2008年准确的预计到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他是一个非常准确预知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人，他讲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基本方法来自于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一下子就炒热了。
宏观审慎政策强调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叫顺周期理论，什么叫顺周期理论？就是当经济发展顺周期的时候，非常顺利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忽视风险，盲目扩张，最后导致杠杆率非常高，到了一定时候就会金融风险，所以它强调顺周期必须去杠杆，逆周期才加杠杆。中国人对这个很关注，因为我们顺周期40年了，40年，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没有风险意识，经常扩张，盲目加杠杆，结果导致杠杆率太高了，我们的杠杆率是P总量的250%，现在整个社会负债。去年我们的P总量82万亿，杠杆率远远超过红色警戒线，如果中国的杠杆率不加以收缩的线%的时候就必然会爆发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去杠杆，去杠杆这个抉择绝不会。
宏观审慎的第二个要点，防止市场得传染病。因为市场一旦得传染病就会金融风险，一个市场出了问题不传染给别人不会金融风险，一旦传染给别人就会金融风险，所以宏观审慎政策的要点就是防止市场得传染病，要在市场之间打隔断，这个市场生病了不能传染给另外一个市场。
举个例子，如果突然房价暴跌，没有隔断的话，就会传染给银行、实体经济，传染给所有人，金融风险就会爆发，如果有隔断的话，不能传染就不会演变成金融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要打隔断。打隔断的有效办法就是调整房产抵押和土地抵押政策，住房抵押今年原则上银行不接受住房抵押，你想靠房子抵押贷款几乎难上加难。现在原则上土地抵押也很难，因为凡是用债权方式买的地都没有抵押资格，土地抵押只能使用资本金买的土地才能抵押，所以土地抵押今年有许多新。
所以宏观审慎政策不是口号，是制定一系列法律和，贯彻这个政策，这就是宏观审慎政策的两个主要要点，一个是顺周期时候必须去杠杆，第二个是防止市场传染病。
防范风险的第二个政策，就是控制债务，因为许多金融风险的爆发都是债务引起的，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次贷危机引起的。
债务分三种，一是个人债务。去年十九大期间，当时央行行长周小川有一个报告，提出防止个人负债率过速上涨问题。2015年年底个人负债率是P的30%，2016年年底个人负债率占P45%，一年上涨了15个百分点，估计现在个人负债率差不多接近D总量的60%，而且许多城市的房贷数量早已超过这个地方的储蓄数量。所以今年中央提出，要约束个人负债率快速上涨问题，控制个人负债率，个人负债率不能过速上涨。个人负债率上涨首先是房贷过高，所以要控制房贷，今年最主要的对策是控制房贷，尤其是城市房贷的数量超过当地储蓄数量总值的，要更加收缩。
第二种债务，企务。现在我们企业负债是P总量的160%，远远超超过红色警戒线，我们发现，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率太高，控制债务的主要方向是国有企业。最近三件事反映出决策层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决心。
第一件事，联通混改。联通混改首要的成绩是把联通负债率降下来，国家用控股权的办法降低负债率，可见决心之大。
第二件事情就是东北特钢。东北特钢破产重组完成，中国第一次打破了国有企业负债率刚性兑付的原则，就是告诉社会，国有企业借钱也有可能还不回来，国家已经放弃国有企业刚性兑付。
第三件事是国家最近决定高铁拿出来搞债转股。京沪高铁已经开始赚钱，准备拿出来搞债转股，用优质资产把负债率降下来。这三件事充分反应了决策层的决心。
第三种债务，债务。现在看来中央负债率不高，因为中国一直一个原则，每年赤字的数量都没有超过当年P总量的3%，只要这个原则一般负债率不会高，主要是地方负债率太高。
而地方从账面看好像不高，但实际很高，主要因为潜在债务太高。过去地方搞潜在债务的时候，就是搞个融资平台，国有企业融资平台，把土地放在里面，把高收入也放在里面，然后融资，实际上这个融资被使用了。
2015年了，这个事做不成了，所以从2016年开始，地方又开辟了两个增加潜在债务的径，一个就是PPP项目，PPP项目是、企业借贷，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是债务。最近我查了一下资料，3P项目做到了4.7万亿，2008年才是4万亿。
另外，就是搞产业引导基金，地方搞产业基金希望扶持一些产业发展，但是必须拿的钱搞，结果没有钱就用银行的钱搞，他来企业减债，如果那个产业出问题，最后就会转变为债务，也是地方的潜在债务。我查了一下，这项潜在债务达到了1.4万亿。
这两项财政债务加起来突破6万亿，太大了，如果继续放大将会出大问题，所以中央提出严格控制地方财政债务上涨。
第政策，治理金融乱象。如果不治理金融乱象，一定会金融风险，所以治理金融乱象，是今年的重点。
金融乱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新技术引起的，一些新技术进入金融领域产生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到底是方向还是乱象，一下子搞不清楚，得看一看。现在来看有两种新技术进入金融产生乱象，一类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进入后产生了所谓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发挥信息对称，一个是撮合功能，但后来很多互联网公司自己干金融的事，自己搞融资、投资，干的是金融的事，但是没有牌照，而且不受监管，出来大量的乱象。所以今年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全面清理互联网公司，6月底事前，凡是搞金融的必须持牌经营，而且必须监管。
第二种新技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进入金融后产生了数字货币，产生了比特币，产生了几个ICO公司，IPO讲的是股票，ICO是数字货币，所以中国大量出现了所谓的数字货币和所谓的ICO公司，这种状况到底是方向还是乱象？得先看一下。
区块链进入金融之后改变的到底是不是金融本质，我们没搞清楚，如果区块链技术改变了金融本质另当别论，如果这个区块链没有改变金融本质，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收益分析，这个本质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就产生一个原则，用别人钱都得被监管，你没有被监管说明你有问题。
最近又有人开始忽悠，中国央行成立货币研究所，中国提出来要搞国家货币，国家货币是国家发的货币，和比特币不是一回事，千万不要搞混了。区块链技术和比特币不是一回事，区块链技术是一种计算机技术概念，这个技术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在没有中心条件下怎么达到一种执行？现在炒的很厉害，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懂这个技术。
所以这一次治理金融乱象，首要就是新技术乱象，主要涉及两个技术，一个是互联网技术，一个是区块链技术，这两种技术经营之后产生的许多现象，究竟是乱象还是方向，一下子搞不清楚，得看一看，现在看来有几个是乱象，所以今年要对这些问题从法律上做一个清晰说明，不然的话，就会非常大的混乱，金融风险。
金融乱象的第二部分是引起的乱象，方向是对的，但是配套措施没跟上，准入条件没有搞好，所以出现了乱象。比如前几年搞的，应该常正确的，但是配套措施没跟上，出现了乱象。前些年中有一个重要推动的办法，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放开基金、保险公司，方向是对的，但是配套措施没跟上来，因为各类融资公司连准入条件都没有，谁都能办投资公司。
是2013年放开各类投资公司，2015年后半年我做了一件事，调研放开投资公司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影响，跑了70多家投资公司，跑完第一个感觉，害怕，要出大事。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基本上都不能维系，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投资的承诺都是20%、30%的回报，这就要要搞到40%、50%才行，现在干什么事情这么大的回报率？
总体来讲，目前我们防范金融风险最主要的对策是这，一是控制好两个政策，二是控制债务，三是治理金融乱象。如果真这样干的话，估计金融风险在中国可能不会爆发，有人估计中国在2018、2019、2020三年可能会爆发金融风险，我估计这个预判可能落空了，因为中国一旦问题清楚之后，全面启动的话还是有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恰恰说明金融风险在中国可能不会爆发。
谈这个问题不得不从中美贸易战谈起，中美贸易战最近有所缓和，中国不想打，美国要打，美国打的原因就是美国贸易逆差太大，中国顺差太大，我们给美国出口产量总量5000多亿美金，美国逆差4000亿美金左右，他认为这样一个状态损害了美国利益，所以要跟我们打贸易战。中国一再跟他解释，你们出口太少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要多了你不卖给我们，只卖农产品或汽车、飞机，高新产品都不卖给我，一旦好东西给我们的话，很快就贸易顺差了，所以一再讲要双方调整，而不是打贸易战。但是美国非打不可，所以中国只好应战，奉陪到底。
贸易战是双输，不会有赢家，既然是双输为什么还要打？因为中国打贸易战的最终目的不简单是因为贸易出口的顺差、逆差问题，是要维持一个重要方向，全球化。中国下一步只有在全球化中才能获得发展，中国必须全球化的方向。
当然，美国已经体会到双输的压力了，特朗普突然刘鹤同志，了信号，一定要处理好中美贸易问题。而中国一再强调，我们打贸易战不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利益，是要全球化方向。
学术界现在把全球化分为三次，第一次全球化是1750—1950年，这次全球化的主导方是欧洲列强，英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就是殖民，以殖民方式推动产业发展，亚洲国家基本都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殖民背后就是和战争，结果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二战的结束，标志第一次全球化结束。
因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是美国，所以美国启动了人类第二次全球化，从1950年到现在。这次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国际贸易，以国际贸易方式推动全球化。中国是这次全球化的后半场进来，我们享受到这次全球化非常好的红利，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因为我们是后半场进来的，就像篮球比赛一样，人家各个队打的筋疲力尽我们上场，有后发优势，中国成了主要利益受益方，但是作为主导方的美国却逐渐成为利益受损方，虽然是他们的战略失误引起的，但客观上给美国的感觉是他们成了受损方，所以美国开始反全球化了。
2010年，我曾经去美国拜访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亲自告诉我说，这次全球化就是你们中国进来以后把事搞砸了，为什么？这次全球化的特征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基本原则叫比较优势，每个国家的生产自己搞的最好的拿出来交易，大家获得共同利益。他说你们中国进来以后，你们什么都要搞，你们搞全产业链，一开始搞服装鞋帽袜子，搞完之后又搞家电，家电搞完了又搞汽车，汽车搞完了又搞高铁，高铁搞完了又搞IT，IT搞完了又要搞飞机，我们搞啥？所以你们中国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结果他旁边还坐了一位教授把话讲的更不好听了，现在全球化大工厂美国是庄家，发的筹码就是美元，你中国就是赌场打工的，搞各种餐饮服务，是赌场里的服务者，结果赚了不少钱，但是中国人一赚钱就装到口袋死活不拿出来，而且从来不赌，为什么？你知道赌不过庄家，所以中国人聪明，只赚钱不赌，赚了40年，钱赚够了要走了，自己要开赌场了。意见非常大。我就知道这次全球化很麻烦了，因为全球化的主导方都开始要反全球化。
后来我们发现这次以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确实有其不足的地方，所有国家都获得盈利的话就必须保持贸易平衡，但这很难，可能有的国家对别的国家是顺差对别的国家是赤字，所以我们鼓励人类社会将进入第三次全球化。
第三次全球化的特征，就是全球配置资源，不再是国际贸易问题，是全球配置资源的问题。技术、资本在全球的配置。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条件下，中国必须全方位，什么叫全方位？我们过去的时候经常讲两句话，一个叫扩大出口，一个叫吸引外资，这种实际是搭别人便车的，我们搭便车搭了近40年，再搭下去实在不好办。全方位，就是既搭别人便车，也让别人搭我们便车。
我们有两个便车别人可以搭，第一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现在人口接近14亿，而且是富起来的14亿人，市场极大，市场，让别人搭我们便车。
准备两个市场，一个物质产品市场，物质产品市场讲全方位，大家看总在博鳌会议、海南建设30周年大会上讲了，一个是建立市场准入，一个是降低关税。关税一旦大幅度降低，大量好产品进入中国，价格就会降低。大家最近别买奢侈品，因为未来很便宜，现在贵的原因是关税很高没有，一旦将来关税那将很便宜，虎汽车千万别买，汽车关税一旦从25%降到2.5%，未来就几十万块钱。估计10月份之后，大量奢侈品将极其便宜进入中国，从消费上会带动中国增长。
而一旦这些奢侈品进入中国，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在知识产权的条件下，也会生产出比他们更好的产品，推动中国供给水平提高。所以我们准备全方位物质产品市场，从消费上带动中国，也从供给水平上提升中国。
另外一个，服务业市场。金融、教育、医疗等等全面。这次博鳌会议上，菲律宾总统说，你们好像很缺乏幼教老师，我们有12万英语极好的老师你们要不要？我们当然要，放开菲佣，标志着中国全方位放开服务业市场。这样中国既了物质市场也了服务业市场，让别人搭便车，对中国来讲也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第二个能给别人搭的便车，是巨大的过剩资本。中国40年形成了巨大的过剩资本，我们的资本要找出口，中国不单要吸引外资，中国资本还要走出去，加大对外投资，重要做法就是“一带一”。
“一带一”涉及三大洲、两大洋，中国要寻找新的资本出口，那就是“一带一”，中国资本走出去，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去年11月份，我去天津调研，碰到一个70后的企业老总，他在中国建设电厂的。现在中国基本没有市场，因为电厂饱和了，而且我们国家正在搞特高压输电站技术的使用，很多电厂被炸掉了，结果想到了“一带一”，发现土耳其有个地方要建电厂，他带着两个副总直飞伊斯坦布尔。中国人很能吃苦，非常智慧，电厂建的很好，这个地方的物流都他们控制了，“一带一”发展到这个地方，也给中国资本找到了出口。
中国如果这种全方位，让别人搭我们便车，巨大的国内市场，巨大的过剩资本，中国将成为发达国家的运转平台，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平台。我们观察到，发达国家都在搞创意经济，但最后发现创意经济只有在中国才能落地，中国是他们发展创意经济的最好平台。苹果在美国什么都干不成，一到中国深圳，什么都起来了，零部件全解决了，在美国干不成，在中国可以，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所谓“创意经济”的平台。同时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基础设施，输出的技术，让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变成经济资源，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平台。
所以未来的条件，关税不是主要问题了，可能基础设施、供应链是最主要的，只要有很强的供应链就能得以发展，供应链可能成为最终话题。而供应链背后是基础设施，所以中国推动“一带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际对供应链的形成、发展创造基础。所以中国之所以全球化，把人类社会推向第三次全球化，就是全球配置资源，我们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得以发展、世界得以发展。所以我们这次打贸易战不是为了中国的简单利益，是为了整个世界发展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的实质是推动结构调整，因为原来支持我们发展的产业已经遇到瓶颈了，不可能继续支持中国发展。过去推动中国发展的有三个产业：传统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产业。
原来的三个产业实际上都很难继续支持我们发展，所以搞供给侧结构的目的是寻找新的支撑发展的产业，这是我们的重点，也是我们的机会。
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八个要点，第一是新能源，第二是新材料，第三是生命工程，第四是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第五是节能环保，第六是新能源汽车，第七是人工智能，第八是高端装备制造。这八个要点我们统称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大力发展，因为未来它对我们增长将有巨大贡献。
最近我们做过一个测算，这八个要点一旦发展起来，每年可以给我们提供的P总量在50万亿以上。我们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市场的力量，一方面加大国家的力量，我们要实现市场和相结合，首先要充分市场的冲动和力量。我最近跑了这个产业，我是越跑心情越好，因为中国市场的冲动极强。我在广州去了一家企业，他告诉我一件事，中国现在最大的污染源是塑料袋、塑料薄膜，他们就想从材料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搞一种新材料，这种材料属于碳水化合物，用完不用可以集中起来，它和氧气24小时就自动变成碳水化合物，这样可以解决污染问题。但是成本比较高，市场接受有困难，现在要把成本降下来，当成本降到和现在塑料薄膜成本一样的时候就成为现实了。
另外，加大国产力量对战略产业发展的推动，比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经是我们的重要方向，未来人类社会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消费领域都讲人工智能。现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了，障碍是法律问题，它把小孩打了谁负责任？我估计人工智能在消费生产领域将全面开始，所以要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而且借助现在的四大民营企业平台，加大推动。第一，阿里巴巴，重点智慧城市；第二，腾讯，重点是医疗影像；第三，百度，无人驾驶汽车；第四，科大讯飞，语音人工智能。
所以中国对战略新兴产业定了八个要点，现在既要调动市场力量，也要发挥国家作用，要加大对它的发展。
服务业在中国有巨大空间，现在中国接近14亿人口，要加大服务业发展，让服务业带动增长。美国现在每年新增长的部分服务业贡献70%以上，我们国家去年服务业推动中国消费的贡献超过投资贡献，这是我们第一次出现消费的贡献超过投资贡献，背后原因是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分为四大类，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服务业（文化产业），这四大类服务业在中国要全面推动，大力发展，未来中国服务业可能将不断有外资介入。文化产业去年给我们提供P总量13万亿，未来有非常大的前景，所以中国将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一旦搞好，每年提供P总量在40万亿以上。
现代制造业将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制造业分两种，一种叫传统制造业，一种叫现代制造业。怎么划分？不是谁现代、谁不现代，而是按照他们生产产业来划分。生产私人产品的，吃穿用住类都属于传统产业，生产公品的叫现代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私人产品严重过剩，传统制造业很难继续推动我们增长，但是中国公品严重短缺，所以生产公品的现代制造业将成为中国制造的发展产业，要大力发展。怎么发展？
现在定了五个重点，第一，航天器制造与航空器制造。第二，高铁装备制造，我们是世界四大高铁生产商之一，最近日本跟中国提出来，中日之间要把竞争关系变为协作关系，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开发第三方市场。第三，核电装备制造，中国已经完成了三代技术或四代技术，而且，我们国家准备把新能源的重点放在核电上。第四，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耗电量最低，速度最快，中国准备用它中国电网。第五，现代船舶制造与海洋装备制造。
中国现代制造业的五个重点一旦启动起来，将吸纳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进来。我们研究过中国的现代制造业，未来给我们带来P总量每年最少在35万亿以上。
中国这次如果结构调整能够完成的话，这三个产业将取代原来的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产业，成为支持中国继续增长的新产业，所以中国目前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结构调整。
调整结构过程中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机遇，所以大家要关注这场结构调整。这场结构调整估计持续五到十年时间，基本代表中国的增长，不断更换新的动力，所以我们叫“新旧动能转换”。
我估计，中国一旦完成这次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将进入中高端结构，中国可能摆脱现在所谓金融风险的压力，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完成进一步增长。所以大家要关注这次增长，在这次结构调整中寻找新的定位和新的接入点。
目前讨论来看，新的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全球化和全方位，一个是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未来的走势和重点分析，风险在哪里，增长点在哪里，对决策层来讲，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
最后强调一句，我讲的不是结论，是思和信息的交流，把最新的思、信息传递给你们，你们听完之后接受是进步，不接受也是进步，引发思考就行了。对你们来讲，这种学习关键是引发思考，能引发思考我就完成任务了。
现任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鸿海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1979年9月在大学本科时考取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1982年获得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
魏杰教授长期致力于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外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流量分析、市场经济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著有《中国经济之变局》、《亲历》、《崛起中的磨合》、《不得》、《转型中国》、《中国企业文化创新》、《中国企业战略创新》、《中国企业制度创新 》等有影响力的著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