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时，中国面临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长期下行，宏观经济的话题再度引人关注。然而，在宏观经济被热议的同时，却常有似是而非的言论出现，究其根本，往往对所涉宏观经济指标的基本含义存有，而纯粹以吸引眼球，贩卖焦虑为导向。这是本系列的出发点。
什么是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国家统计局对P的正式定义如下：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
实践中，经常有名义P和实际P的提法。名义P指包含了价格因素的P；而实际P则剔除了价格因素。通常，当我们谈论P本身时，更多指名义值，这也符合上述定义；但是，当讨论P增速时，则往往指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速，或者叫不变价格增速，而只是在特定情景下才使用名义增速，因为我们更关心的是产品量的增长，而非由于价格上涨带来的增长。
例如，2018年，中国P初步核算数位900309亿元，同比增长6.6%，而如果用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P最终核算数820754亿元来计算，我们发现2018年的增速为9.7%，远不止6.6%，这个9.7%就是名义增速，而6.6%是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速。
当不需要考虑价格因素时，名义增速可能更具参考价值，例如在考虑P与企业利润的关系，以及P和利率的关系时，否则，大多数时候，实际增速可能更具意义。近年来，由于实际P增速波动极小，名义P增速越来越被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计算实际P所剔除的价格因素，并不是通常我们所熟悉的CPI，而是“P平减指数”，具体当我们讨论价格相关指标的时候再详细讨论。
“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即P的核算是按地域而非国民进行的，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美国企业，只要在中国创造的价值，都计入中国的P。
谈论P的时候，通常是说某年或某个季度的P，在经济学中，我们通常称类似的概念为“流量”；与之相对应的，是所谓“存量”，即某个时点的量，比如M2，谈论M2的时候，从来都是说某月末、某季末或某年末的M2。如果用企业会计来对比，“流量”大致相当于利润表的科目，而“存量”大致相当于资产负债表的科目。从这一角度看，P并不等于社会财富总量，而只相当于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的增量。
分不清“流量”和“存量”的区别，就容易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这样一种说法：中国2018年P是900309亿元，2017年P是820754亿元，新增P不到8万亿元，而中国每年的利息支出超过10万亿元，每年新创造的财富已经不能覆盖利息。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P本身就是财富增量，因此，如果要拿每年新创造的财富和利息负担比，应该用的是P而非P的增加额。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某些常用的指标实际上是值得推敲的。比如，我们常说的宏观杠杆率，也就是宏观意义上的负债率，通行的计算方式是用债务总额/P。但是，债务总额是存量，而P是流量，计算负债率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债务/资产。以债务总额/P来度量负债率，实质相当于在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中用负债/利润来度量负债比率。其不恰当性一目了然。当然，这一看似“”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技术原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容易编制，但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编制起来则困难得多，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一个国家的资产不易度量，而一个国家的负债和P则相对容易度量得多。因此，债务总额/P目前仍是度量宏观杠杆率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的P核算中，一个常为人所的现象是：各省P之和超过全国P。者认为这是数据造假的表现。近年来，随着陆续有地方出数据造假，部分了上述观点。然而，各省P超过全国P，不仅仅是数据造假的问题，也与P的定义中不含中间投入有关。
此前，各省P由地方核算，而全国P由国家统计局核算。而P核算是要扣除中间投入的。因此在各省单独核算地方P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产品在A省是最终产出，但运到B省后是中间投入，这样，在A省核算时会纳入A省的P，但从全国看，则不应计入P。如此下来，各省P之和自然可能大于全国。以企业做比喻，当集团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需要先将集团内部各单位的往来业务抵消，而简单将各省P之和与全国比较，相当于将集团各子公司报表简单相加得出合并报表。
从这一角度看，地方P之和大于全国P，一方面可能与各地数据造假有关，但另一方面，更多是个核算方式的缺陷。解决的方式是地方P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目前这一变化已经开始。
在实践中，P有三种核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应着P的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其实这三种方法本身是统一的。
一个经济系统基本可以视为三个部分组成：居民、企业以及。P的价值形态对应着三个部门所创造的价值之和，即增加值，从核算方法看，即P核算的生产法。我们所看到的统计局实时发布的P数字，即是生产法的数字。同时，各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在销售后，即为各部门的收入，包括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企业部门的营业盈余和折旧，以及部门的生产税净额，对应P的收入形态和P的收入法核算。而从产品的最终用途看，无非是消费品或投资品，对应P的产品形态，以及核算的支出法，考虑到某些产品最终用途在国外，将净出口部分出来，就形成了支出法核算的P，也即人们所熟知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
在P的三种核算方法中，人们所熟知的，是支出法P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然而实际上统计局每个季度按期公布的是生产法P，而支出法和收入法P则公布相对较晚，例如支出法P的完整数据则往往在下一年才发布，收入法P的发布则更晚一些。统计局近年来在每个季度发布P数据时，会公布三驾马车对增长速度的贡献而并不公布其本身。
对于关心总需求的人而言，这个频率显然是不够的。同时，统计局每月会发布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海关每月会公布商品的进出口数据。于是，一个自然的就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视为三驾马车的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视为三驾马车的消费，海关的商品净出口视为三驾马车的净出口。比如曾经有这样的说法：2017年，中国P为82075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31684亿元，投资在P中占比接近77%。
然而，上述理解又是混淆了基本概念。最终消费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贸易顺差。尽管这三组概念确实在每组两个概念之间都具有相关性。我们下面不就具体定义做详细推演，只指出几个明显的区别。
关于消费，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包含餐饮服务消费，而不含其他服务消费。而如今居民消费的一个趋势则是服务消费占比上升。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4.2%，因此，只包含餐饮服务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大低估了支出法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
而从投资的角度看，“资本形成总额”一方面包含存货变动，另一方面，其中的“固定资本形成”也与“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区别。用会计科目做个类比的话，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会计上的“在建工程”，固定资本形成则相当于会计上的新增“固定资产”。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631684亿元，而支出法P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为360627亿元，前者是后者的175%。就前面所说的投资在支出法P中的占比而言，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在支出法P中占比最高的一年是2013年，达到47.25%，2017年占比为44.4%。
至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和每月海关发布的贸易顺差相比，存在两个区别：第一，后者同样不含服务贸易。第二，则是计价方式的不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中出口和进口都按离岸价格计算，海关每月发布的数据中，出口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按到岸价格计算。
第一，P核算仅核算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没有考虑社会福利的改善，换句话说，P的增长未必都是对社会有利的。最为常见的问题如P核算中不包含成本，这可能是P现在最受诟病之处。原因大概一是P指标创建时，问题并没有现在这样受重视，二是成本本身度量起来比较困难。目前，学术界有所谓“绿色P核算”的尝试，但推行开来尚早。很多年前，萨缪尔森在他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材中曾经提出用“经济净福利”取代P的观点，然而也并未得到推行。
第二，如前所说，P只是一段时期内的生产，因此不等于财富存量的增长。所谓在地上挖个坑，然后填上，虽然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但却创造了P。因此，所谓自然灾害有利于P增长，虽然看起来，从逻辑上并无问题。当然，只是这种增长同样不是我们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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