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脑子一般好使,佶屈聱牙的古汉语,倒腾为现代白话,其含义之平易,可以通俗到令跌眼镜的地步。比如出自于公元前与左传同时问世的《国语,晋书》里的这8个字“轻关易道,重商宽农”转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一句很白的大白话,与眼下央视经常以字幕报道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没什么区别。可见在中国周朝以及春秋时期,国君与王国的谋士们已经十分明白,减少流通环节的不合理收费,保障道的通畅,重视商贸,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国富民强的意义之重大。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到了大一统的秦朝,就被作废了。据学者研究,中国的“重农蔑商”思想产生于秦汉。因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而强大起来的,农业的发达为帝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秦国的者认为天下财富源于最初的实物生产,工多为奇技淫巧,商则为贱买贵卖的不义之举。秦时的法律,商人必须编入市籍,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任嚣南攻百越占领广州(当时叫番禺)后,秦始皇将被贬的、罪犯、商批迁往岭南。其中商人最多,秦始皇,连父母、祖父母入过商籍的人也要迁往“瘴疠之气弥漫”的岭南。秦朝被后,秦始皇的大多被废除了,但对商人的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是人头税)。汉文帝时,贾谊的《论积贮疏》和晁错的《论贵粟疏》更是将“重农抑商”提升到理论高度。他们高度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商人是“食者”、“游食之民”,将农村的兼并和农民的贫困归咎于商人,把商业发达当成粮食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从此,“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而轻末”的经济思想被封建者作为正道。两千多年间,“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蔑商”与“重商”》闫恩虎)
学者所使用的“封建”概念是钦定的,因为要对应线个阶段论,但却十分操蛋。秦以来哪里是什么封建,明明是大一统的皇权社会嘛。后来移植苏联制度,一结合,好了,把“轻关易道,重商宽农”当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批,实行了比明清还严厉的闭关锁国、抑商苦农的国策,连养两只鸡拿集上去卖也视作资本主义尾巴,要予以,发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直到搞不下去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实行改开。现在终于明白了,于是从真正封建的周朝春秋时期的故纸堆里找到了根据,发现原先定义为奴隶社会的封建时代的人们很睿智,啊,那么早就懂得我们了60多年才明白的道理。于是,这8个字才在G20峰会的开锣戏B20上亮相,以此来表明,中国实行改开的决心不,顺带确证古老的中国智慧的牛逼。
其实这种确证是多余的,全人类不分人种、肤色,只要不用的秦制去统,去压,都会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是第一位的,任何规则制定的前提只能是,,没有就会重蹈历史覆辙——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重商主义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初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晚期重商主义学派的贸易和鼓励制造业发展理论,为工业资本的积累和增长扫除了障碍,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拉开了序幕。中国从18世纪以后国际竞争格局中的败落,便是长期以来重农主义的蔑商、轻商以及后来实行反市场的苏式计划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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