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并公布中国收入分配方案在2012年的落空，表明中国社会对穷人来说，不仅毫无社会主义可言，甚至是的；同时也证明，中国至今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产阶级。别看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搞了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事实上的经济资本主义——中国出现了无数的亿万富翁，但中国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群体，更没有产生像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资产阶级优秀知识。制定并公布中国收入分配方案在2012年的落空，表明中国社会对穷人来说，不仅毫无社会主义可言，甚至是的；同时也证明，中国至今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产阶级。别看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搞了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事实上的经济资本主义——中国出现了无数的亿万富翁，但中国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群体，更没有产生像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资产阶级优秀知识。
现代资产阶级中的优秀知识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总为穷人着想，总是努力缩小社会差距，用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在《一代知识人的梦想——贺周有光老先生一百零八岁华诞》一文中赞美周有光先生的话说，就是“出身上层贵族，却倾心于底层；爱自己的国家，又拥有的世界胸怀”。这也是他们最令人的地方。
你读托克维尔，读约翰·密尔，读冯·米瑟斯※，读哈耶克，甚至读更早的卢梭、读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作者），你就会明白，人类的进步，并非依靠，也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人民”，而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优秀知识，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没有这些优秀知识，人类很可能大约还处在奴隶社会。而中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优秀，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属于。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收入分配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从互联网上看到有智囊认为这样说“都对，这些都是阻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阻力是推动的方式”，甚至认为：“实际上，参与的部门本身就是阻力”。
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立法者是犯，或说犯在搞立法，你说他会制定“”的条文吗？
中国是资本主义吗？不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吗？更不是。那中国是什么主义呢？只能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认识不到中国这个现状，就很难理解中国制定的政策。
鲁迅反感孔夫子，有一条，就是认为孔夫子当年出的那些主意，都是为者着想，而为被者也就是为奴隶们着想的，一条也没有。
可没想到，历史一翻，悠悠2500年过去，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变化并不大。比如，中国凡治民的政策或手段要出来极为容易，说制定就制定好了，说公布就公布出来了，而治官或对富人不利的，就不那么容易，甚至是千呼万唤也难面世。这就是说，今天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条文的人，与孔夫子当年所“构想”的并没多大差别，所制定的政策、手段依然多是为者着想，而制定一个监督者监督官员的却是难上加难。
原本几乎铁定要在2012年把收入分配方案制定出来，然而一推再推，现在已进入2013，在2012年12月31日刊发“2013：中国热点前瞻”，正式确认原定于2012年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方案因故推迟。至此，在2012年被人们寄予厚望、热切，而此前相关部门一再放线年年内肯定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方案，宣告难产。
这是中国既得利益者其中包括很大一批官员在，因为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报告中讲到，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要比现在翻一番。可是有些人忘了，如果要缩小差距，关键是穷人收入增长，而不是现有的富人，也不是“人均”。如果不论穷富，大家都是“翻一番”，那么，差距将会更大：现在年薪在10万的，2020年就变成了20万，而现在年薪只有两万的，2020年也不过四万。这样，差距不仅不能缩小，相反还会越拉越大。所以在大会上作报告的人不说，那些拟报告者，简直就是猪脑子。
托克维尔早年在考察美国时，就注意到“在新英格兰各州（闵按：就是后来的美国），自建州之初，就以立法穷人能够过活。”（《论美国的》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下面只注页码）又说，“在美国，由于立法的正是穷人”，因此，他们“总是考虑社会的最大利益”（第50页），即穷人们的利益。这种思想深深感染着托克维尔，以至于在他最后一本著作《旧制度与大》中仍念念不忘，甚至在这方面还把英国与法国作了对比。
英国贵族为了，“他们什么都能做。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除了有利于贫苦阶级而陆续推行的纳税不平等外，其他捐税不平等已不复存在。”（《旧制度与大》第139页）不仅不存在，事实上是：“18世纪在英国享有捐税的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在法国，直到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权的补偿。”（同上）
此外，托克维尔在注释中还专门引了法国大时期，一个游览法国的英国人对法国那一群要送他进的老百姓说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一点。在当时的英国，“人民不纳捐税；捐税只由富人承担。……富人要为他的车马、仆人纳税，甚至为他有打山鹑的而纳税；小所有者与所有这些捐税一概无关。不仅如此！在英国，我们有一项捐税由富人缴纳，用来救济穷人。”（同上，第257页）
这些话表明，一个社会如果有不平等，一定要有利于弱势，而且甚至要由富人救济穷人，否则对富人就要实行强制。不然，穷人就有可能起来。所以说，缩小差距，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穷人收入，并让富人多做贡献，而不是在增加穷人的收入时让富人的收入也跟着按比例同样增加。然而，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富人包括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不知这是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是它的缺陷。
最近从互联网上看到几句“段子”，很有现实感：“他们要拆你的时候，只需一夜；他们要涨价的时候，只需一天；他们要加税的时候，只需几个月；要他们禁吃鱼翅，却需要三年；
你看，制定一个《财产申报法》，也不知有多难！地球人都知道，在中国，制定财产申报法，显然是针对官员的，而最害怕这个法的也只有官员。因为者的财产，一是少得可怜，二是绝大多数都是用他们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换来，对申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只有那些污吏，头上顶着一个“人民”的桂冠，背地里也不知收受了多少贿赂，多吃多占了多少公帑。也正如此，据说制定财产申报法早在18年前（如果按作此文时计算，就应再加1年）就已提出，而按新闻报道中所讲，也就是在1994年，《财产申报法》就被列入八届全国立法规划中的第二类，属于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项目，由监察部负责具体研究起草工作。但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一直未提交审议。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财产申报法》之所以在提出18年后仍然难产，主要原因就是那“客观条件不成熟”7个字。我不知这7个字当时是什么人提出的，此人到底基于何种“客观条件”提出。如果按照汉字解释，再依中国谁大谁就掌握话语权的国情，可以说，再拖个18年，这7个字仍然管用，而且滴水不漏，怎么解释都通。
什么叫“客观条件”？就是存在于主观意识之外、不以主观意识而存在的条件。那么，具体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客观条件”，就因为它还“不成熟”，竟让中国一拖18年难以制定一部《财产申报法》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18年前说“客观条件不成熟”的什么人是否知道，并且还能举出若干具体例子，证明中国当时某些“客观条件”就是“不成熟”，因而难以制定意在监督们贪污的《财产申报法》。
如果真的举出来了，本人希望能在中国各大门户网站上公布，看看有人举出的那些是否能称得上“客观条件”，又是否尚未成熟，同时也是否因为它们的原因而不能制定《财产申报法》。哪怕全国只有1/3的网民认可，我们对《财产申报法》一拖18年也算“认”了。本人担心恐怕连1/10的网民们都通不过。也就是说，现在看来，即使在18年前提议时中国就制定颁布《财产申报法》，也绝不会因什么人所说的“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国将不国”。
本人很想知道，什么人所说的那“客观条件”“成熟”的标志指什么？今天有哪位官员愿意站出来给广大网民解释一下，我相信很多网民一定会洗耳。
他们的意思是不是说，制定这部法的时间点，一定要等到中国绝大多数官员都不再不再，他们的财产因此也都是的之后，那样，再公布官员财产就“水到渠成”，绝不会引起社会骚乱，甚至是动荡不安了。
这种君子美意当然好，问题是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会到呢？反这个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了，可反了几十年，“力度”也是一再“加大”，可看看今天中国的情形，只能让普通百姓无语。换句线年前至今，这个时间点一直没有出现。
其实，问题就出在有些人美好的幻想上。总统尚且靠不住，遑论一般官员？所以说，一个普通员工也好，一个官员也罢，即使贵为一国之总统，也还是只能通过监督才有可能成为好员工，成为好官员，成为好总统，而并非是等他们都“好”了之后再去监督。因此，事实上是，只要一日不制定《财产申报法》，们的也就会一日不止。这样，恶性循环下去：越是害怕官员申报财产会引起社会不满，进而引发社会骚动，就越是不敢制定财产申报法；越是不敢制定财产申报法，官员们也就越是，没有“后顾之忧”，从而没有止境。现在大家心里都明白，倘若在18年前就制定了这部财产申报法，之后又严格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现象绝不会像今天这般严重。
从这层意思说，那个说“客观条件不成熟”的什么人线年来一泻千里，弄到今天，已是难以遏止。认真起来，此人该当何罪！
※ 德维希·冯·米瑟斯在《与繁荣的国度》中说：“人类的进步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第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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