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木奈奈看着这个国家坠落的速度，不知在势不可挡的惯性中，文字和思想还有多少车轮的力量？艺术在中间层次的审美，很少有最高和最底层次审美的度，而是必捉到的俘虏。“艺术观”这个“外来骗子”从来是以“自生”的面目出现，这就让艺人拿着临摩的笔狂生“创世”的。
（此文系旧作，遗憾的是并没有失去时效。地中海北岸即将开幕的新影展又将搭建怎样的国际法庭，上演怎样的审判，读者可通过此文大略预习一下。新版本有改动和增添，其中一些是当时编辑删掉的。看着这个国家坠落的速度，不知在势不可挡的惯性中，文字和思想还有多少车轮的力量？艺术在中间层次的审美，很少有最高和最底层次审美的度，而是必捉到的俘虏。“艺术观”这个“外来骗子”从来是以“自生”的面目出现，这就让艺人拿着临摩的笔狂生“创世”的。）
先来看看2010年的“配菜”，绕过前厅精美的艺术摆设，在一些关键国家的入围者挑选上，充满。
久违的米哈尔科夫又回来了，美俄关系缓和的一只气球？戛纳的筵席下面时常都有底牌，这位俄罗斯导演是苏联崩溃前戛纳捧出的红人，后来因转而普金被拒之门外十年之久。参与捣毁前苏的他其实是体制受益者，阶层的一员，作品一派前苏风格，写实而带一点夸张的诗情画意，细节多而节奏慢。没受过害并不妨碍他在电影中得利，1994年他斯大林的作品《眩日》与张艺谋的《活着》并列“评委大”，但1999年他送来不涉的古装片《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便没有了前一次的追捧。他从此绝迹“海滨大道”，直到今年送来《眩日》下集。
米哈尔科夫是因为新作的主题入选还是有更深的历史契机？旁观者尚需时日或等到事后方能一窥谋划者的意图。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上半叶，戛纳捧红了一批“米式”导演，中国的“第五代”也在此列，所谓“米式”是取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原“东方阵营”内体制一手供养的叛逆者。93年陈凯歌得金棕榈，94年米与张艺谋并列评委大，95年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托尼卡捧金棕榈。大同小异的身世、大同小异的主题如此密集地入选得真是才华的偶然？如果是“偶然”，“米式”导演们后来的命运为什么也如此相像？他们全都逐渐或突然淡出，起因都是离开或偏离“电影”的轨道。他们的命运之“奇特”，是因为有违戛纳的常规，中过但“出身”地“上等”的其他导演几乎都拿到了“常客证”，来去随创作的节奏而动，有些人转拍通俗片甚至喜剧也照样来。
同样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伊朗导演Abbas Kiarostami与中国导演王小帅，最初的敲门砖也是一个模子。1997年Kiarostami的《樱桃的滋味》获金棕榈，我至今都在问，影展究竟是看重作者与的摩擦还是作者的才气？电影要是总被放在国际战略的天平上过秤，一边模仿着以博得一彩，一边不反就别来，那么戛纳究竟是甄选电影人还是培养？法国最大的电影网站介绍王导，写着他之引起好评就是因为与口角，一句都没有提他因才获重。在此不探就艺人的反骨，反，而没有更大的主儿，是让人的，非此便只是一本万利的模仿甚至投机；须探就的是这种拿着放大镜在地球邻居家里见缝下蛆的行为，与电影和艺术还能不能绑在一起。
我记忆犹新的是《青红》在戛纳的记者招待会，与会记者的问题几乎都与有关，而王让他们大失所望，他坦承拍《青红》没与发生什么问题，当下我熟悉的一位法国影评人便对我说：“王已经没意思，他在体制内了。”我在那一天意识到电影人的价值“出身”起了太大作用，某些国度的人作品没有艺术价值只是筹码。以赚艺术之名或以艺术抛之石都不地道。如果一个电影节对世界某些地方的电影人，只给一种敲门砖：与本国对立，以此对付一个国家连带她的艺人，是不公平的，不管以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再说自己国内为什么只挑体制内的电影人？不光是体制内的还是小圈子内的。“不正确”的叛逆艺人、在电影界被封嘴的还少吗？为什么不给他们同样的敲门砖？
但即使像Kiarostami这样的戛纳子弟，2004年以后也被比之更激进的取代，原因是在棋盘上他走得不够远。随着西伊关系的恶化，K氏这种脚踩两只船的人就显得太温和了，于是一批生活在的伊朗人便被推到前台，2007年动漫片《Persepolis》获评委，此片除主创是伊朗裔的法国人，其实就是法国在背后出人出钱，严格说能不能代表伊朗参赛都是个问号。2009年意识形态狂潮达到顶峰，一部连入选资格都值得讨论的伊朗人士的被捧上“一种注目”单元的最高宝座，也是让本人对“艺术”幻灭的最后一滴水。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把手中的和好处变成武器去、摧毁、征服别人？
2009年的“顶峰”显然锋芒太露，自曝马脚，今年似有调整，利刀收起，放回几个“温和”人物。新战场还在开辟，乍得导演入选主竞赛单元，也非偶然，在苏丹与乍得的冲突中，借乍得整苏丹，在大张旗鼓炒作的“达尔富尔灾难”背后，是苏丹的石油和参与开采的中国人。我曾遇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此人参与了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叛逆人”计划，就像凑全一只万能工具箱，何时何地需要都能找到一件击打中国的趁手工具。所谓国际问题专家、艺术掮客（制片人、画商）、驻外记者、非组织，名目各异，干的都是同一件事：发掘和培养叛逆者。这个团伙掌控了国际电影、美术、音乐、图书市场，在身上挑蚤子易如反掌，而且生造了现代艺术，审美权、定价权一手抓，蚤子投放市场也能赚钱。没有他们在背后运作，难以想象各大都市的同声共气。我问他这般中国是为什么，他说一是使绊子不让这个国家追上来；二是将她始终维持在水平线的低端（为从贸易竞争到地缘博弈提供随意敲打的理由；培育对象的卑贱感、扩大者的阵营）。我听了倒吸凉气，那只暗里操弄世界的手就是这么决定着上亿人的命运，为自己的目的，虚构着世界图景，利用从对手身上不同部位的蚤子，塑造着竞争者“”的形象。平时他在他们掌握的传媒上拚命这群“”，私底下却对“”们充满，因为他们自己挚信的品质是无论如何忠于自己的族群。
长期这么经营，有些国度的电影如中国的，一年年失去了普通电影爱好者，留下的是人数越来越少的狂徒。当年张艺谋、陈凯歌打下的市场，已不复存在，“第六代”之初留住的那点市场，也被糟踏掉了，甚至殃及偶尔能打入西欧市场的武打片（有好莱坞投资背景的），这都“拜赐”于戛纳挖到的越来越极端的“斗士”。经这些年的刻意筛选，定向操作，中国电影在这里已成这样一个“品牌”，它既无娱乐性亦无艺术性，而是斗争的工具，原来喜欢猎奇的电影爱好者，也被“砸人的石头”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