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供给侧结构性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总体态势，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在诸多积极有利因素的支撑下，我国经济增长的韧性仍强，但就短期而言，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给中美两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继续对包括我国等在内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国内投资、消费需求增速的回落叠加外需增速掉头将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下行压力不容小觑。
2018年，在供给侧结构性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总体态势，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诸多积极有利因素的支撑下，我国经济增长的韧性仍强：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四季度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有望明显加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在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在继续增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深入，减税降费等降成本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减轻企业负担和激发发展动力的效果将更为直接；新经济、新产业等新经济动能加速集聚，结构优化效应继续凸显等。
就短期而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明显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给中美两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继续对包括我国等在内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从国内看，投资、消费需求增速的回落叠加外需增速掉头将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下行压力不容小觑。
基于宏观联立方程预测模型、时间序列模型（VAR）、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等计量和经济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结合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及特征的分析，我们对2018年四季度及2019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如下（表1）。
2019年，消费、投资、出口需求增速下行“齐碰头”的局面可能难以避免，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8%，出口下降3.6%。受此影响，工业仍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整体经济增速可能将进一步下行。但考虑到总需求增速的回落幅度有限，再加上经济调控政策的及时调整和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因素持续积累等的支撑，经济增速回落的幅度比较有限。预计全年P增长6.3%，工业增加值增长5.8%。在经济平稳运行、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预期下，2019年价格水平也将保持总体稳定，其中CPI上涨2.1%，PPI上涨2.3%。
另据国际组织及知名机构的预测，世界银行对我国2018和2019年P增速的预测值分别为6.5%和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分别为6.6%和6.2%，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Economics Inc.）的预测值分别为6.6%和6.3%。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演变对未来国内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难以准确估量，本报告的预测只是初步结果。
据预测，2018年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增长5.9%，全年增长6.3%，比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2019年预计增长5.8%，比2018年回落0.5个百分点。
2018年以来，工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供给侧结构性的效果继续。一方面，工业行业结构继续趋优。医药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增速持续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而采矿业增加值增速继续明显低于制造业。另一方面，工业企业总体经营状况良好。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率和成本率分别处于2013年以来的高位和低位，工业企业总体利润增速虽较2017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总体平稳。
从长期看，促进工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因素正在持续积累。一方面，随着简政放权的大力推进和营商的持续大力改善，企业税费负担继续减轻的同时也将更加合理化，公平竞争市场的营造将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科技领域制约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将逐步减少，工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等新动能对工业增长企稳及质量提升的支撑作用将继续增强。
但就短期而言，工业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增速可能进一步趋缓。内、外需增速放缓叠加可能导致短期内工业增速下行，随此上行的企务率和杠杆率无疑会加大工业企业经营困难；2017年以来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与供给侧结构性推动的价格上涨因素有关，下阶段供给侧结构性通过价格因素对工业企业盈利的支撑将减弱；201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工业整体增速回落幅度有限，但除石油加工、炼焦、核燃料加工，化纤制造，黑色金属压延及冶炼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及冶炼加工等少数行业增加值增速提升外，其他行业2018年增速都不及2017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出现回落苗头，存货增速从二季度开始掉头向上，工业企业被动补库存现象有所；虽然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继续下降，但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在上升。
据预测，2018年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受基建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的影响，全年增速将回落到6%以下（5.6%），比2017年回落1.6个百分点。2019年预计增长6.5%，比2018年提高0.9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均高于2017年，但受基建投资明显减速的拖累，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增速仍然延续缓慢下行走势。预计下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将呈缓中趋稳的走势。
注：2016、2017年为实际值，2018年四季度及2019年为预测值；季度预测结果均为同比；P和工业增加值均为实际增速。
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大幅回升的可能性较小。2018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回升，并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此属2013年以来的首次。分行业看，当前传统制造业投资位于低位，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在供给侧结构性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将依旧保持低位甚至继续下行，而高技术制造业体量尚小，另外，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走低和成本率维持高位也不利于这些企业的投资增长。另外，内外需增速回落对内、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有可能于2018年四季度及2019年初逐步。制造业投资中，与出口、房地产基建投资相关行业占据“半壁江山”，其他投资则主要与终端消费有关，其中汽车、家电等消费对制造业投资影响较大。
二是基建投资增速年底有望回升，但幅度有限。受非标（非标准化债权资产）、PPP、城投债等融资渠道收紧的影响，2018年新增地方债规模和PPP投资规模都明显缩小，基建投资增速因此急转向下。7月31日中央局会议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进入8月份以来，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地方债券发行的支持力度①，地方专项债发行全面提速②，受此给姨妹开苞推动，四季度财政政策可能结构性发力，基建投资增速因此可能出现反转，但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三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短期内仍有一定韧性。在房地产严调控政策持续的背景下，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超预期地走出明显高于2017年的走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间的剪刀差扩大。但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构成看，土地购置费超高速增长是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超预期的主要内因（1—7月土地购置费累计同比增速高达72.3%。），与此相应，土地购置费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比重继续快速提高，从2017年12月的21.1%提高至2018年7月的29.4%。
从2018年年底到2019年的情况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仍有一定的韧性。第一，主动补库存需求将有所回升。2018年以来，商品房待售面积累计同比跌幅较2017年明显扩大，去库存力度较大，一二线城市和热点城市供小于求的矛盾日渐突出，房企补库存行为开始出现。从增速对比看，土地购置费和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之间差距的迅速扩大说明，当前土地购置主要以地价最高的一二线城市和热点城市为主，这些城市恰恰是去库存较为彻底和当前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购置将在较短时间内转入投资开发的实质阶段，成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第二，先行指标显示房地产投资仍有望继续改善。购置土地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和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等先行指标同比增速提高，显示房地产投资增速短期内仍有望继续提高。第三，房地产销售增速有止跌企稳的可能。虽然近期内房地产调控政策几乎不存在放松的可能，信用持续紧缩，个人房贷利率上升，但2018年4月房地产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降至此轮调整以来的最低点（1.3%）后缓慢回升，结合期房销售回升的情况，说明刚性需求对销售端的支撑作用可能将逐渐。
即便如此，目前房地产正处于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建设期，调控政策短期内难放松，投资投机性需求难以，三四线城市住房销售还将继续承压，因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不会出现大幅提高。可以肯定的是，在调控政策的作用下，随着住房刚性需求与有效供给匹配度的不断提高，住房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将会稳步提升。
据预测，2018年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0%，全年增长9.2%，比2018年回落1.1个百分点。2019年预计增长8.8%，比2018年回落0.4个百分点。
2018年以来，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居民部门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房地产销售持续回落的滞后影响逐步、汽车消费需求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继续下探，截至2018年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累计同比增速比2017年同期降低1.1个百分点，实际增速降幅接近2个百分点。
就当前而言，促进和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并存。有利因素包括：精准扶贫效果逐步，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收入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及即将实施的收入所得税专项扣除等政策都有利于消费支出的稳定增长；今年汽车销售状况不佳主要受2016年汽车购置需求透支和今年以来汽车进口关税下调预期的影响，随着汽车进口关税政策的落地，再加上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优惠政策，汽车销售存在趋稳回升的可能；消费主体更加年轻化，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兴消费群体不但对消费品质追求更高，而且更加习惯于超前消费和分期消费，因此相关高端消费的增长将得到基本面的支撑；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将激发更大的消费潜力。
不利因素包括：2013年以来，新增就业的人数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长趋缓，进而影响消费提升；房地产销售持续下行将继续拖累住房相关消费增长，近期一二线城市房租普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居民的其他消费；20世纪80年代后人口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的结婚潮逐步消退，登记结婚人数的逐渐减少将使得房地产以及与结婚相关的高端消费需求（金银珠宝、服装）边际弱化。
长期来看，受经济增速放缓制约，居民收入增速短期内难以明显提高，长期有利因素提振作用的发挥相对缓慢，高负债率对居民部门的消费约束也具有长期性，因此未来消费低迷的情况一时难以逆转。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由于未来美国关税税率的不确定性和出口部门变化间接影响的复杂性，对出口增速预测的难度较大，以往使用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因此而可靠性不足。鉴此，笔者使用了更为适合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预测，设定美国对我国所有商品加征10%和25%两种关税税率的不同情境，最终基于两种情境预测结果的平均值来预测出口增速。预测结果显示，2018年四季度我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将增长3.2%，全年预计增长5.7%，比2017年回落5.1个百分点；2019年下降3.6%。
当前全球经济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但贸易摩擦、地缘、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加大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外部发生明显变化。美联储持续紧缩货币政策，今年已累计加息三次。欧洲经济复苏继续但势头弱于美国，欧央行货币政策可能于年底前后退出QE，但是加息可能将会推迟至2019年后半年。日本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投资意愿和涨薪动力不足，通胀水平依然疲软。
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增长较快，内部表现继续分化。印度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受石油等大商品价格回升推动，俄罗斯经济逐步企稳；巴西经济复苏势头放缓，南非经济仍较低迷。
需要着重关注的是，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正常化已经且将继续导致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发生动荡（阿根廷、土耳其、南非等）；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必将会对全球产业链和资源配置效率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相关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也将因此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但鉴于当前全球经济基本面相较金融危机后几年有明显好转，全球经济复苏就此中断的可能性不大。
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短期内我国出口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此再度转弱甚至成为拖累。虽然近两月出口增速依然较快，但这与关税落地前的提前抢出口有很大关系，而且抢出口的规模越大，后期出口下行压力可能也越大。在贸易战背景下，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将部分至我国国内企业，且理论上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可以转向其他国家或地区，但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总体附加值率较低，而且除美国外，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几大贸易伙伴进口额中的份额都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其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①，而非主要贸易国的市场规模又相对有限。因此，找到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是十分困难的。相对有利的是，国家减税降费、调高货物出口退税率②等举措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也能局部缓解出口的下行压力。从长期看，如果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并持续下去，势必对我国产业链、就业、经济增速等带来长期且深远的影响。
以下因素将对CPI带来上涨压力。第一，恶劣天气对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可能抬升四季度CPI中枢水平。一是今年清明节前后，山西、陕西、甘肃、山东等鲜果和小麦主产区霜冻和持续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果树花芽及小麦受损规模较大，可能造成水果和小麦等减收并导致年底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③；二是寿光和台风导致蔬菜价格明显上涨，虽然蔬菜生产周期较短，但考虑到四季度属于蔬菜种植淡季，上述价格上涨导致的CPI中枢抬升将至少持续到年底。第二，猪肉价格可能止跌回升。一是近期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导致需求端明显萎缩，同时因养殖户加速出栏，因此疫情会缓解生猪养殖业供大于求的状况并加速出清过程，猪周期有提前触底并回升的可能；二是中国对美进口大豆加征25%关税的政策将导致大豆及饲料价格上升，由此导致生猪养殖成本增加，最终传导至终端猪肉价格；三是终端供给看，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猪肉加征关税在减少国内供给的同时，也会对国内价格带来一定的提升效应。第三，中美贸易战可能拉升国内消费物价水平。作为对美国贸易挑衅行为的反制，我国对从美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涉及众多消费品类型，对国内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值得关注。
近期业内有不少对房租上涨拉高CPI的担心，笔者认为，由于房租在CPI中比重较小，且近期房租上涨主要出现在少数热点城市，并非全国普遍情况，且当前国内也并不存在房租普遍快速上涨的基本面逻辑，因此少数城市的房租上涨短期内不会对通胀上行构成明显。从中长期看，经济增速、货币金融因素以及消费增速均不利于通胀持续上行。
对于PPI，随着翘尾因素的消退，再加上以下因素的影响，年内PPI走势大概率向下，与CPI之间的剪刀差有望继续收窄。一是国内需求短期内难以全面转暖。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长预期的下调将对大商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带来一定的下行压力。虽然四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出现的反弹有利于相关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但总投资增速难以显著提高。二是供给侧结构性和环保限产对相关产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不断趋弱。随着供给侧结构性加速市场出清过程的逐步完成和环保限产对工业生产制约的日渐常态化，上述政策对工业产出和价格的影响也趋于稳定。三是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在俄罗斯、沙特等OPEC国家协议增产、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基本面并不支持油价继续大幅上涨，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支撑下的美元走强也将对油价形成一定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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