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我们会首先想起在大潮下，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各地兴起投资热潮，人们纷纷下海，投入到市场经济中捞金。然而，问题很快便产生了。1993年，经济过热势头出现：房地产泡沫、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过热，宁可经济增速慢一点，也要让中国经济平稳着陆。最终，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就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经济软着陆”只是简单的字眼。但对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这是一段亲身经历过的中国经济史：通货膨胀得到了治理、房地产过热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而作为经济学家，袁钢明关心的则不止于此：当时的决策层是如何通过扩大供给的方式解决城市生活资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各种机制，使得金融机构能在整体紧缩的背景下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这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都在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袁钢明的专访中，得到了完整重现。那时经济投机现象严重
袁钢明：从背景上看，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还是要快速发展的观点。我国经济一下子就爆发式地增长起来，为了经济增长，采取了很多手段，比如说扩大贷款、放松贷款等等。但是同时采取了一些过度的手段，这种过度的手段造成了经济过热。什么是过度的手段？比如说采取金融化，不管是对地方、企业还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各种各样扩大贷款和融资的手段。
这使得经济不仅是快速上升，而且出现了升温和高热的现象，属蛇的今年多大造成了经济风险的急剧加大。在“经济软着陆”的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已经主持了经济工作。他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快速上升导致风险急剧加大的局面。
现在看来，这个局面有好的地方，也有的地方。好的方面在于，中国经济从之前低迷和下滑中走了出来。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高烧”了。到了什么程度？那时，中国P的增速达到了14%以上，相比之前来看，之后中国的P增速一般在10%左右。
经济过热的现象还有哪些？主要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了，老百姓承受不了。此外，在1992年的快速增长后，到1993年，出现了爆发式的高速增长。比如说，固定投资的增速能够达到60%以上的水平，工业和一些行业的投资也出现了爆炸性的膨胀。这种膨胀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很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金融方面。那时，金融领域到处出现了乱融资、乱投资、乱贷款的情况，以前，银行放贷困难，而现在大家都认为机会来了，因此银行也开始了放贷。而伴随着一下子放松，出现了从来都没有过的火热局面。最重要的是，1992~1993年，当时的深圳和海南都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NBD:当时，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经济软着陆？除了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那轮宏观调控中，我们又采取了哪些新措施？
袁钢明：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些现象意味着，从主持经济工作以来，他的任务就转变成了防治过热、防治金融风险，进行宏观调控。要从过热回到正常平稳增长的局面上来。同时。不能出现一热就调控、一调控经济就往下掉的情况。不能一调控，就把经济“压下去”，经过的几次实践，人们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既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是又不能过度地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对后来整个调控的平稳实现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从之前的经验看，1985年出现过经济过热的情况，那时的通货膨胀一下子上升到很高，有关方面采取了很严厉的调控措施和，到了1986、1987年，经济增长又掉下去了。发现掉下去了后又马上开始推，这样一来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状况。再加上1988年，我国又面临着“价格”，当然，“”有利于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价格的上升有利于提高效益和收益，但它也会带来增长与通胀并存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又要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进行调控，后来却又造成了经济明显的下滑。
不过，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1993年，在对上半年的形势分析完成之后，就采取了一些“紧急刹车”的做法。国务院形成了一整套的全面宏观调控的政策，也就是控制过热、控制膨胀的措施。从投资、消费、信贷、财政、外汇全方面一整套的措施来看，对于之前一些扩张过猛的行业进行整治。受到打击最明显的行业就是房地产。
在实体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缓和的措施。这与对参加房地产领域投机活动等金融“一刀切”的做法有所不同。首先，对没有银行支持的、过度扩张的实体经济部门，要采取有力的手段进行。
不过，对于需要扶持的实体经济部门，还要根据情况继续支持。对于需要发展的薄弱行业、部地区经济和基础设施还要保障资金供给，在整体的宏观政策上，我们是要收缩的。但是在关键、重要、薄弱的环节，还是要给予支持。也就是“有压有保”。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调控强调“结构性”。当时提出，要对一些过剩的产品、不对的、不适合发展方向的投资要控制，下马；但对于一些薄弱的，需要补充的(行业)，我们要充分支持。这样一来，就给了银行和货币政策部门一个结构性的框架。这也是后来宏观调控的做法：不能光强调总量，还要强调结构性和区别性。“紧中有松、松紧配合”。
对于货币部门来说，整体上货币总量要收紧。但是对于需要资金的一些部门要给与支持。这一从总行被下达到了分行时候，提出在银行安排信贷的时候，要有一定的选择性，这个选择性，体现在帮助我们要发展支持的产业。
在金融方面，当时提出了放开民间信贷、信托公司、委托贷款、民间金融机构等新的融资方式。这些方式在国有银行也出现了，比如说银行间的拆借，这一措施也是在那段时间出现的。在各个银行的资金被收紧的时候，资金怎么来？可以通过银行间的调剂、拆借解决，这一措施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这也说明，在货币开始紧缩和调控的时候，也发展和保留了银行和金融之间一些调节资金的方式，以便预防在货币紧缩时可能出现的资金链断裂情况。
在调控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已经考虑到以前出现的一调控就会大起大落的情况。所以不追求马上见效，速度的减缓要分散到随后的几年中去。后来就总结出了“软着陆”这个词。也就是慢慢回复正常状态，防止经济突然下滑带来冲击。
我之前调研的很多汽车和家电企业，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大幅度扩张，结果资金一收缩，这些企业都全面倒闭了，失业也很严重。这轮调控中，着重防止了突然收缩货币贷款使企业陷入倒闭破产的状态。所有的紧缩措施要慢慢的来，给受到压缩的行业调整的空间。因此，在1993年调控的时候，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融资链断裂和企业倒闭的情况。
反过来，还出现了一种情况：由于调控是缓慢的，导致经济还在继续升温。这样一来，到了1994年，那一年反而成为了中国通货膨胀最高的一年。在1993年调控开始的时候，通货膨胀率还不到20%，结果到了1994年年底，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这样一来，就有人产生了怀疑，为什么通货膨胀反而高了？这其实是说明了，采用“软着陆”策略，不追求调控指标在调控一开始就突然下降，而之前的惯性还一直存在。
这时，面对通货膨胀上升的。在调控上不光是做紧缩货币的动作，还采取了一些加强供给和的措施。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菜价比较高、涨得也很明显，对消费和物价影响的权重也比较大。由于之前蔬菜的供给比较薄弱，因此，各个地方都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比如推行“菜篮子工程”，地方开始重视对蔬菜种植的支持。以增加供给的方式来促进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
袁钢明：从当时(1994年)的宏观数据看，贷款和投资的增长速度以及通货膨胀相比1993年都在往上走。而宏观调控真正起作用，是在启动宏观调控的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才开始的。调控比较缓和，也不会造成以前调控过猛对经济造成损害的情况。
我当时调研了不少企业，一开始(面对调控)他们适应不了，但是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渡过了。调控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企业发现自己没有订单了，过去的贷款变成了坏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另寻出，比如另外寻找一些产品，这也得益于调控所给出的空间。最后，除了一些泡沫比较严重的行业，像家电、汽车等一些实体经济产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泡沫破裂和的情况。
从1995年开始，经济正式出了调控见效的效果，经济过热情况出现了明显的下落。到了1996年，我们的经济增速就从14%下调到了10%左右。通货膨胀率也下降到了老百姓满意的程度。价格慢慢下落，供给侧也得到了调整的机会。从1995~1997年，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增长速度开始合理，大约是16%~20%之间；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也比较合理，物价上涨水平也回到了5%~10%之间，极端情况都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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