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将中国经济形容为正在高空飞行的飞机，中国正在做的是在保持高空飞行的同时，更换飞机引擎，结果有两种，不成功，则成仁。作为国民，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后者，从总理的话能看出来，高层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决心和定力。窃以为，更换引擎虽然预示着不可知的未来，但不更换，结果注定是机毁人亡。
存作为拉动经济的三家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在一季度几乎全部“熄火”，从数据上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3.5%，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仅为8.5%；出口总值1—3月同比增长分别为-15%、48.3%、-3.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然同比上涨1.4%但是环比下跌了0.5%。除此之外，制造业依然堪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2%，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统计局的帮忙，可能P增长没这么“漂亮”。不少专家认为，实际经济情况可能比数据反映的要严重。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接受金融界网站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速下行的问题，而是要防范硬着陆风险，如果应对不力，二季度失稳的风险很大。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70期经济每月谈上，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在发言中指出，要对当前可能出现的通缩高度。“虽然现在并没有出现绝对意义的通缩，但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状况。”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CPI连跌两季，即表示已出现通货紧缩。当前CPI增长仍为正数。但周小川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要谨慎、出现通货紧缩风险。
“引发通缩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需求疲软，一个是供给成本的下降。”刘伟表示。
进入2015年以来，国际大商品延续了去年的颓势，铁矿石价格更是跌跌不休，原油价格进入震荡。按照常理，作为铁矿石和原油最大的进口国，原材料价格的下跌降低了生产成本，是利好。刘伟亦是如此认为：“大商品价格的下跌，降低了国民经济生产成本，是当前通缩隐忧的良性因素”。
但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对企业来说，总是买涨不买跌，当原材料价格下降时，企业会选择去库存，等待大商品价格跌到谷底。
到底是中国制造业的颓势影响了国际大商品价格，还是大商品价格的走低，影响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似乎陷入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怪圈，但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中国经济被裹挟界经济大潮中，相互影响的解释可能会更加合理。
经济风险，除却通缩隐忧，范剑平认为，要素成本的上升也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困难局面的重要原因。
“中国要素成本越来越高，不少行业利润空间被挤压，产能过剩进一步导致扩大投资动力的缺失。政策资源转移到培育新经济板块所带来的阶段性结果，是结构调整开始找到良性方向的必经阶段。我们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当前中国经济出现减速也是可以理解的。”范剑平表示。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依靠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以的代价，出口企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房改以后，疯狂发展的房地产行业带动了上下游企业的发展。这两个引擎带领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但随着要素价格的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这两个引擎在逐渐熄火，已经不能带领中国经济快速飞奔，中国急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引擎。
数据统计显示，1978-2010年，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上涨7.7%，2010年以后人均工资上涨速度达到13%以上，跑赢P。而2015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10.4%，2010年同样数据为33.1%。
3月，房地产投资增速降到了8.5%，进入个位数增长区间，房屋新开工面积暴跌18.4%，商品房代售面积64998万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
这阵势，靠经济自愈，不太现实，宏观调控必须要出手，怎么出手，与其说的是的智慧，不如说的是定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包含的内容与2010年10月提到了的已经不一样，松紧力度要有调整，失衡的重点要有变化，结合方式有改变，目标要更多的朝着遏制经济下行，稳增长和保就业调整转移”。刘伟表示。
刘伟认为，需求疲软是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需求疲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投资的疲软。所以，政策需要向投资倾斜。“过去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的大量投资。随着对地方考核方式的变化，P不再是唯一指标，进而带来了投资的疲软。中央需要给地方提供新的资源和预期，这是遏制经济需求疲软的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短期内没有找到带动性明显的行业。刘伟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时期，房地产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前的经济下行与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有很大关系。
按照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利率见顶9个月以后，经济会见底。
范剑平表示， 2014年11月21日，第一次全面降息以后到四季度末利率降到了6.92%。基本可以确认，去年的9月底是上一轮利率上升的最高点。今年7月份，将会迎来经济的触底回升。另外，进入2015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震荡回升，其他大商品价格也会逐渐企稳，企业会慢慢由去库存变为补库存，这是下半年经济企稳的重要力量。
4月15日，李克强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专访，问及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看法，总理态度明确：不反对宽松，但是更重要的是进行结构性调整。用总理的话说，当前的中国经济生病了，先打“抗生素”，否则治病的时间都会失去，但是总有一天要撤掉抗生素，让机体自身恢复正常。总理说的对，中国经济需要这样的机会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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