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P同比增长18.3%，环比增长0.6%。首先0.6%对比以往一季度季节调整之后的环比增长速度还是略低的，因此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力度没有真正达到常态。因为同比会有很强烈的基数效应，环比能够更好地表明复苏的力度和状态，这是一个可以判断与2018年、2019年一季度常态下环比增长速度的变化。
第二，中国在前几个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从疫情期间的状况来看，说明目前也还是处在正常复苏的状态，没有回归常态。所以我们倒不必过度单方面地解读这些数据，因为毕竟由于疫情的冲击，导致经济波动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传统的一些季调方案可能会失线%也不一定就能够真正准确地反映一季度的增长状况。原因是疫情冲击下，一些季调模型参数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异。
要判断目前的经济恢复状况，第一要从微观主体的感受，也就是企业利润率的增长状况、居民收入状况与收入状况，特别是从这几大主体的资产负债改善的情况来看；第二要从市场上最活跃的因素来看，从小微企业的景气状态来看。当然还可以根据一些高频数据的恢复状况来具体反映。因此目前来讲，对经济恢复阶段和状况的判断，一定是度、多角度、多变量的。
从2月份开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PMI指数已经从50的枯荣线以上了。这是一个良好的标志性的新阶段，表明复苏开始向微观主体进行全面传递，市场型的复苏、内生型的复苏开始启动。在这个状态里，景气指数的转变不等于稳定地进入到复苏阶段，所以这时候要进一步夯实中小企业复苏的基础，对于降税降费、普惠金融，可能在供应链方面要对这些中小企业进一步关注、进一步倾斜，这肯定是最基本的。
目前民营投资状况还没有完全常态化，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还没有全面回归，因此如何激发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逆转，需要在政策举措上有一些着力，包括对一些企业家的座谈会、出台这方面的举措，都还是很重要的，表明对两个“毫不”，“毫不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进一步落实，在稳定性上要有一些和政策举措。
消费目前来讲还是处在加速恢复的过程中，因为环比增速还不错，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一些部门开始把这个缺口填满了，比如餐饮同比增速是75%左右，较2019年达到了差不多接近99%的水平。
但是消费还没有常态化，消费的提振也不是简单地依靠目前一些短期政策就能解决的，还需要在“十四五”期间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战略任务、战略举措，从机制体制、相关制度、中期政策安排，再到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多管齐下，可能会有较好的改变。
我和小保姆
有观点认为，为了提振消费，当前有必要调低存贷款利息率。我认为目前来讲还没有必要，因为利率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储蓄率的影响不是太大，是短期的。居民的储蓄在这种大危机、大疫情冲击之下出现反弹是正常的现象，也是社会应急的一种反应。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我们按照消费复苏的一些进程来进行，不能过度使用短期政策来刺激消费。因为过度的刺激反而会导致消费的扭曲，比如大规模发消费券，虽然大家为了要花掉消费券必须把明天、后天需要的大米、卫生纸都买了，但是可能会导致下一步的消费不畅，同时还会带来很多浪费，反而引起消费节奏的一些变化。
所以千万不能把提振消费作为短期刺激，而是要把提振消费从制度、体制、战略和一些中期的政策联系起来。因为要提振消费，降低审慎储蓄，审慎储蓄取决于社会安全网的构建，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不是取决于对短期利益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目前经济的加速复苏，相关一些领域还出现了价格的冲击，实际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没有进一步降低利率，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支持力度我们认为目前是适宜的，不宜进行过度调整，应该保持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马上临近毕业季，很多高校的大学生开始找工作了，保障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第一就是要复苏尽快常态化，使复苏的动能能够进一步强化，使内生性复苏的动力越来越大。必须通过稳定的复苏来就业，通过就业来收入，民生，这是积极的方式。但不能够因为保就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决策，就打乱了经济复苏的节奏，因此这方面也不能太急。
由于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未来可能压力会很大，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来进行对冲，而不是简单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节奏上进行大幅度变化。对大学生进行培训，为大学生创造一些相应的公共就业职位，进一步延长他们学习的时长，延缓就业的压力，同时再出台一些就业补贴政策、就业救助政策，使相应的需要新增劳动力，或者是招工难的部门能够成功获得大学生。
因为现在是结构性的问题，不是说大学生绝对过剩，而是大学生在很多行业里不够，供需方信息不畅的问题依然制约着我们，还有就是大学生本身就业能力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要在这些方面做工作。大学生本身的专业要有社会需求，在专业的设置上要有需求导向、市场导向，这是中期问题。短期问题就是要积极主动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展开相应培训，比如鼓励大学生多拿一些职业证书、鼓励大学生和研究生要从职业的角度重塑自己的能力，同时拿出一些大学生就业基金专门举办相应的培训。另外要使一些招工难、用工难的部门面向大学生，使大学生们能够很好地适应这样的就业和劳动技能。
现在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些岗位可能被机器取代了，机器取代的主要是一些低技能劳动者的岗位。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是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力替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结构性转移，对低技能的劳动者要进行技术提升和技术转型，而不是把他们扔到社会上不管。因为低技能、低端的一些劳动者再培训的能力可能是比较弱的，因此这几年国家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就是对一些传统的行业也不要简单地进行“一刀切”，要让传统行业也有一定存在的方式；第三要在服务公共领域创造一些救济性的工作岗位，目前比如提出的“全民工作计划”，我们国家也可以提出这种“全民工作计划”，用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岗位、一些农村和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岗位，帮助这些失业人员、替代人员重新工作岗位，这比简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救助更好，对社会的稳定，经济循环的畅通会打下很好的基础。
我认为中国今年的出口形势依然会很好。疫情虽然随着疫苗的注射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实际上疫情的传递速度与疫苗的注射速度是不匹配的，疫情人群和疫苗可获得性也是不匹配的。所以对于疫情不能太乐观，现在疫情继续在蔓延，实际上获得了疫苗，大家放松了，反而导致了第三次、第四次的疫情，比如日本和印度，印度一个小时能够增长好几万。
此外，即使疫情之后，一些国家的供应链也很难进行构建，即使这些供应链恢复，与中国的竞争力相比也相差很远。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都需要相对长的时间，特别是它不符合效率规则，很多要想通过力量全方位地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能力是有限的，这个过程还会比较长。虽然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会变短、变宽，使逆全球化的现象有所抬头，但是我认为今年应该不会对中国出口带来实际性的冲击。
但是中期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如果中国没有通过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和技术水平的全面提升，要想守住目前出口的竞争优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品牌实际上是很的，所以这就促使中国一方面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通过创新驱动提升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更关键的要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突破“卡脖子”的约束，使中国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从而使劳动效率得到提升，使中国的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形势在近期还是乐观的，但是远期来看还是需要忧虑的，这促使中国要有相应的政策在中期阶段进行对冲。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经贸面临着三大压力：第一个是供应受限，原材料价格大涨；第二个是缺船缺箱，运价大涨；第三个是汇率升值，损伤出口的利润。目前大商品的价格上涨导致一些上游企业的原材料生产成本的上升，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大商品价格在疫情期间下降地过多，依然有一些是报复性的上扬，实际上还没有到大家所想象的一些大幅度的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到了65美元左右，已经出现了回调，如果超过65美元、70美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供应，特别是页岩油的一些上马，因此从目前来看，大商品价格的上涨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难以持续。
一些高耗能的产业复苏比较快，导致它们的价格上扬很快，这也是阶段性的。实际上对我们下一步影响比较大的是碳达峰，碳达峰导致的一些成本问题，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因此目前很多产业一方面面临着供给端的成本冲击，另一方面需求端又面临着需求不足，这样的状况里政策就更需要精准细致，而不是简单的因为PPI的上涨，就要调整利率水平、要防通胀，这是不对的
对于一些上游价格和关键行业的价格上涨，要采取一定的对冲举措，同时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进行关注。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对一些紧平衡的产品，从民生角度要采取一些对冲的举措，该给价格补贴就给价格补贴。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肯定会有一个明显回落的趋势。为什么会同比回落比较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数问题。因为去年一季度是-6.8%，二季度就已经到了3.2%，所以这个基数因素就能够达到10个点左右，因此正常来讲，二季度同比增速肯定会回落到个位数，9%这样的水平。但是我们认为同比下降，环比会上升。上升的原因首先是，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一些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规划的落实上要进行全面明确；第二是出口还会延续，最大的原因就是欧洲的第三次疫情，印度和巴西的第四次疫情，实际上把它们复苏的节奏全部打乱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在很多产品的供应上是依赖于中国的，现在还找不到替代品；第三是市场的内生功能开始加速上涨，一季度老百姓有收入，企业的利润不错，这部分的财政比预期好，那二季度它的行为模式就会有一个加速改善的过程。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认为投资会有一个恢复的过程，虽然这里面结构变化挺大，消费也有一个持续改善的过程，进出口保持相对强劲的状态，这样导致环比增长速度会有一个抬头，同比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