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不仅使两国共同获益，而且惠及全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遵循双边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规则，拓展深化经贸合作，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形成了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双方通过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有力促进了各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提升了全球价值链效率与效益，降低了生产成本，丰富了商品种类，极大促进了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长期以来，两国本着平等、、相向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等沟通协调机制，双方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经贸关系在近40年时间里克服各种障碍，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2017年新一届美国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实行单边主义、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出一系列不实，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于中国。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从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原则，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克服各种困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为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作出了艰苦努力。然而，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两国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贸易原则严重。
为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特发布此。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贸易和投资等合作取得丰硕，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从中受益匪浅，美国也从中获得了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分享了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事明，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双边货物贸易快速增长。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19%和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8%。
美国对华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其对全球出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中国成为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298.9亿美元，较2001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577%，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图1）（注1）。
中国是美国飞机、农产品、汽车、集成电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强。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系。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表1）。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
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产业门类齐全，国际竞争力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服务需求明显扩大，双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中美服务贸易额由249.4亿美元扩大到750.5亿美元，增长了2倍。2017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
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且逆差快速扩大。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31.4亿美元扩大到576.3亿美元，增长了3.4倍，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出口额增长1.8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年度顺差扩大30倍至402亿美元（图2）。
目前，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0%左右。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三个领域。
中国对美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内地到访美国的游客数量已连续13年增长，其中12年的增速都达到两位数。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达51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30亿美元。在教育方面，美国是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地，2017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约42万人，为美国贡献约180亿美元收入。根据美国方面统计，中国对美国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从2006年的4.3亿美元扩大至2016年的262亿美元，年均增长50.8%。
中国对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持续增加。据中国有关方面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一大版权引进来源国，2012－2016年，中国自美国引进版权近2.8万项。中国对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011年的34.6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2亿美元，6年时间翻了一番（图3）。其中2017年中国对美支付占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总额的四分之一。
美国是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美国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0.65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169.8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还对美国进行了大量金融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5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8万亿美元。
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等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互市场，有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外部市场。经过以来40年的发展，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956.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资13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华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对中国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市场竞争，提升了行业效率，带动了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机电产品和农产品，弥补了自身供给能力的不足，满足了各领域需求特别是高端需求，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获得了跨境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等大量商业机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消费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贸合作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降低了美国通胀水平。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研究院联合研究估算（注1），2015年美国自华进口提振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2160亿美元，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物价水平，如2015年降低其消费物价水平1－1.5个百分点。低通货膨胀为美国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
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注2）。其中，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国46个州，为美国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而且大部分为制造业岗位。
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双边贸易丰富了消费者选择，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美国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实际购买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显示，2015年，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国家庭收入的1.5%（注1）。
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和利润。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大量商业机会。从贸易来看，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度美各州对华出口报告》，2017年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前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之一，2016年中国是美国所有50个州的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之一；2017年每个美国农民平均向中国出口农产品1万美元以上。从投资来看，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收入约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2016年销售收入约6068亿美元，利润超过390亿美元。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2015年在华合资企业利润合计达74.4亿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车在华销量达到304万辆，山柳村寡妇的情史占中国乘用车销售总量的12.3%（注2），仅通用汽车公司在华就有10家合资企业，在华产量占到其全球产量的40%（注3）。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包括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23.6%（注1）。2017年财年，苹果公司大中华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9.5%（注2）。截至2017年1月，13家美国银行在华设有分支机构，10家美资保险机构在华设有保险公司。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美国大都会人寿等美国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中国境内公司到境外首发上市和再融资，总筹资额的70%由美资投资银行担任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注3）。美国律师事务所共设立驻华代表处约120家。
促进了美国产业升级。在与中国经贸合作中，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整合两国要素优势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苹果公司在美国设计研发手机，在中国组装生产，在全球市场销售。根据高盛公司2018年的研究报告，如苹果公司将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提高37%（注4）。从技术合作领域看，美国企业在中国销售和投资，使这些企业能够享受中国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应用，使其产品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注1）。中国承接了美国企业的生产环节，使得美国能够将更多资金等要素资源投入创新和管理环节，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升级，降低了美国国内能源资源消耗和的压力，提升了国家整体竞争力。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关系，绝非零和博弈，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一部分人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
（注4）高盛公司网站（http：//），《美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处在十字口的25年供应链投资》，2017年5月。
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两国应以全局综合的视角看待，从两国战略利益和国际秩序大局出发，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务实化解矛盾。但是，现任美国通过发布《对华301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严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中国的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水，这既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利益的不尊重，只会导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客观认识和评价中美双边贸易是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察，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差额。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事实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由2007年的11.3%降至2017年的1.3%。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更多是美国经济结构和现有比较优势格局下市场自主选择的自然结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调整。美国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多方面因素，片面强调两国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美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1992年之后中国转为顺差并持续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生产普遍存在的今天，双边经贸关系内涵早已超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即双向投资中的本地销售）也应考虑进来。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三项因素，中美双方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而且美方净收益占优（图4）。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541亿美元，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占有显著优势。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256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占有4558亿美元的优势，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优势更为突出。2018年6月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估算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利益》认为，从商业利益角度分析，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对双边经贸交往的影响，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交往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根据其计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国家企业子公司的贡献等，2017年美国享有203亿美元的净利益（注1）。
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差额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是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结果。
第一，这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一国经常项目是盈余还是赤字，取决于该国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美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低储蓄、高消费，储蓄长期低于投资，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净国民储蓄率仅为1.8%。为了平衡国内经济，美国不得不通过贸易赤字形式大量利用外国储蓄，这是美国贸易逆差形成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自1971年以来，美国总体上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17年与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内生性、结构性、持续性的经济现象。美国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阶段性、国别性反映。
第二，这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映。从双边贸易结构看，中国顺差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成品，而在飞机、集成电、汽车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领域都是逆差。2017年，中国对美农产品贸易逆差为164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总额的33%；飞机贸易逆差为127.5亿美元，占中国飞机贸易逆差总额的60%；汽车贸易逆差为117亿美元。因此，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双方发挥各自产业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
第三，这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随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套生产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等优势，来华投资设厂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从贸易主体看，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商投资企业。随着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融入亚太生产网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的贸易顺差。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占美国总逆差的比值，由1990年的53.3%下降为2017年的11%，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占比则由9.4%上升为46.3%（图5）。
第四，这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美国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方面拥有巨大竞争优势，但美国基于冷战思维，长期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人为了美国优势产品对华出口潜力，造成美企业大量对华出口机会，加大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据美国卡内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分析（注1），美国若将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24%；如果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35%。由此可见，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美国不是不可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只是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
第五，这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结果。二战结束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的”（注1）向世界征收“铸币税”，美国印制一张百元美钞的成本不过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这张美钞必须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客观上需要承担为国际贸易提供清偿能力的职能，美国通过逆差不断输出美元。美国贸易逆差背后有其深刻的利益基础和国际货币制度根源。
此外，美国统计方法相对高估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额。中美双方的统计差异长期存在，且差异较大。2017年，中国统计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美国统计对华逆差接近3958亿美元，相差1000亿美元左右。由中美两国商务部相关专家组成的统计工作组，每年就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进行一次比较研究。根据该工作组测算，美国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根据中国海关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统计，双方统计结果在最近十年来的走势和变动幅度大致相同（图6）。引起差异的原因包括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之间的差异、转口贸易增值、直接贸易加价、地理辖区、运输时滞等。
若以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国对华逆差将大幅下降。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特点，中美贸易亦是如此。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贸易方式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在很多加工制成品出口中获得的增加值，仅占商品总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当前贸易统计方法是以总值（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全额）计算中国出口。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等从2011年起以“全球制造”新视角看待国际化生产，提出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参与国际分工的实际地位和收益，并建立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2016年为例，据中国海关按照传统贸易总值的统计，中国对美顺差额为2507亿美元；但若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394亿美元，较总值方法减少44.4%。
近年来，美国从“贸易”转向强调所谓“公平贸易”，并赋予其新解释。现任美国强调的所谓“公平贸易”不是基于国际规则，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前提，以美国自身利益为目标。其核心是所谓“对等”，即在每个具体产品的关税水平和每个具体行业的市场准入上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寻求绝对对等。在美国看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市场“不对等”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贸易地位，并导致双边贸易不平衡。这种对等概念，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互利原则并不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则，考虑了发展阶段的差别。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发展中享有差别和更优惠待遇。这种制度安排是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权的基础上，积极吸纳新的发展中加入，以扩大数量、增强多边体制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以当期优惠换取后期的互惠原则。对于发展中而言，由于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需要对产业适度以促进良性发展，其市场随经济发展扩大后，也将为发达国家带来更多商业机会。发展中享有差别和更优惠待遇，符合包括发达在内的各地区长期利益，这种制度安排是线年，中国通过多边谈判以发展中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享受发展中待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有13.9亿人口，经济总量数据显得较为庞大，但这没有改变人均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643美元，仅为美国的14.5%，排界第71位。2017年末中国还有3046万农村贫困人口。仅以中国经济和贸易总规模较大为依据，要求中国和美国实现关税绝对对等是不合理的。美国追求绝对对等的做法，了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专栏1）。
（注1）卡内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对华出口的障碍与美中贸易赤字》，2017年4月10日。
（注1）巴里·艾肯格林：《的：美元兴衰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则，是就所有产业市场实现总体互惠和利益平衡，并非狭义局限于每个产业或产品承诺水平对等。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竞争力的差异，很难实现两个经济体绝对对等，不同产业关税水平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美国绝对对等逻辑，美国自身也有大量不公平和不对等的情况。例如，中国对带壳花生、乳制品和货车征收的关税分别为15%、12%和15%－25%，而据世界贸易组织关税数据显示，美国相应的关税分别为163.8%、16%和25%，均高于中国（表2）。
事实上，中国在切实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后，还主动通过单边降税扩大市场。截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中国并未止步于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而是通过签订贸易协定等方式推进贸易投资化，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关税特殊优惠，多次以暂定税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进口关税水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4.4%，明显低于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接近美国（2.4%）和欧盟（3%）的水平；在农产品和制成品方面，中国已分别低于日本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实际关税水平（表3）。2018年以来，中国进一步主动将汽车整车最惠国税率降至15%，将汽车零部件最惠国税率从最高25%降至6%；大范围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涉及1449个税目，其最惠国平均税率从15.7%降至6.9%，平均降幅达55.9%。目前，中国关税总水平已进一步降为8%。
美国所主张的“公平贸易”和“对等”，否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的客观差异，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产业造成冲击，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公平，最终也不利于美国企业扩大国际市场，分享发展中国家发展机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上有的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占了便宜，其他国家吃了亏。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与国际资本、技术相结合，迅速形成巨大生产能力，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持续扩大，规模从2001年468.8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亿美元，年均增长6.9%，跨国公司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在、产业调整等方面承担了较大成本。
中国以来，外国企业为了拓展新兴市场、节约生产支出、实现规模效益和延长技术获利时间，主动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订立契约合同，把产能和订单向中国转移，这完全是基于商业利益的企业自愿行为。不能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就把原本双方自愿的交易活动为强制技术转让，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契约的。
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合作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转移，源自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主动技术转让及产业转移。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因新技术的应用而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在努力开发新技术的同时，需要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已落后或是标准化了的技术，以延长依靠旧技术获取利润的时间，并为新技术研发应用腾出空间和要素资源，也间接分担研发成本，技术转让和许可是常用的商业合作模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微软、英特尔、高通、宝洁、通用电气、朗讯等美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目的是更好适应和开发中国市场。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是技术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外企业合作中，中国没有强制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业技术合作和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双方企业都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技术收入有三种模式：（1）一次性转让，可以按转让价结算，也可以折价入股；（2）销售的设备、零部件或产品中，包括技术收入；（3）技术许可，收取许可费。比如，当一家具有技术优势的外国企业销售设备给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由于不掌握设备的某些技术，需要长期多次购买设备提供方的技术服务和零部件，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愿意以一次性付费的方式向外方购买部分技术。这种技术转让要求，属于企业在成本效益核算基础上的正常议价谈判，无论分次支付技术费还是一次性支付技术费，都是国际商业技术交易中常见的做法。美国将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订立商业合同与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或许可其技术、共同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商业回报的自愿合作行为称为“强制技术转让”，完全是对事实的。
除此之外，中国在某些领域的股权合作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惯例和实践，不能被混淆为“强制技术转让”。而且，近几年中国对外商投资的股权不断放开，外国企业选择权不断扩大（专栏2）。在此过程中，中外企业股权合作仍然不断深化，完全是双方基于商业原因的选择。
美国关于中国“偷盗”先进技术的是对中国科技进步艰苦努力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善于创造的民族，中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中国科技进步是中国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全体人民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的。2000年以来，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1.76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13%（注1），已经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有2613所高等学校，10.9万家各类研发机构，超过621万研发人员，2017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403万人年，其中企业占77.3%。（注2）2017年，有113家中国企业进入“2017全球创新1000强”榜单（注3），仅次于美国、日本，位居全球第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年7月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由2016年的第22名升至第17名（注4）。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369.8万件，授予专利权183.6万件（注5）；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注6）；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字，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4.9万件，仅次于美国。有10家中国企业进入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前50位。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说：“你问我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哪里，它来自于那些从对基础科学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于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它们的领导地位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在一些美国公司持股产生的。”（注1）
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不断强化（注2），取得了明显成效。美国2016年以前的报告，也积极肯定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绩。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商务调查显示，其会员企业在华运营的主要挑战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已由2011年的第7位降低到2018年的第12位。近期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是有悖事实的，完全抹杀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与成效。
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法律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完备且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走过了发达国家通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从法律、规划、政策到执行机构等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的完整体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曾评价称，“这在知识产权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013年，中国修订了《商标法》，增加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将赔偿限额从5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力度大幅度提高。自2014年启动的《专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工作，提出了加强专利权的相关措施，包括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完善规则、完政措施、加强网络下专利等。2017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完善了商业秘密的，明确市场混淆行为，拓宽对标识的范围，同时强化了对有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国民法总则》施行，该法：“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并明确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充分发挥司法主导作用。2014年，中国在、上海、广州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自2009年以来，中国共设立了天津、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6个知识产权法庭，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水平。2013年至2017年，中国法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813564件，审结781257件。2017年，中国法院共新收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13480件，结案202970件，分别比上年增加46%和43%（注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中国依法平等中外当事人权益。2016年，中国法院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667件，同比上升25.6%（专栏3）（注2）。中国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周期是全世界最短的之一，知识产权法庭平均为4个月。由于司法程序快捷，目前中国法院已被国际上视为知识产权诉讼较为可取的诉讼地，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双方当事人都是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