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重要方向。美国在交通和电力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但面临资金来源、经验积累和协调等困难。我国在这些领域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技术和产能，若能叠加资金优势，可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再上新台阶。施政重要方向。美国在交通和电力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但面临资金来源、经验积累和协调等困难。我国在这些领域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技术和产能，若能叠加资金优势，可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再上新台阶。
尽管参与美国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存在商业回报不足风险，但通过创新投资方式如土地开发，以单个项目示范带动全面突破，短期投入或可带来长期收益。通过搭台，协调金融机构和产业界形成“航母战斗群”出海，可利用中美基建合作，在实现商业利益的同时，缓解贸易战风险，夯实中美关系基础。
美国基础设施大多建成于20世纪中期，面临着长期投资不足。当前基建投资占美国P比重为2.4%，仅为半个世纪前的一半。由于需求加快且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质量下滑，综合状况退化严重。根据美国联邦公管理局估计，美国大概10%或约6万座桥被归类为“有缺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认为32%的公干线状况不佳。基础设施退化带来了巨大经济成本。由于交通堵塞造成的人工和物流等成本增加，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认为家庭和商业部门总损失未来几年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认为航站拥堵和航班延误的总成本为每年310亿美元。
当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存在较大的融资缺口。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认为到2020年投资需求量为2.7万亿美元。过去美国的交通和水务等基础设施主要由地方以税收或发债形式提供建设和资金，但由于美国财政面临的社保支出和收支失衡压力，这些资金来源远远无法弥补上述需求。根据现有联邦和地方支出计划，接下来4年有1万亿美元融资缺口，接近总规模的一半（见表1）。尽管需求巨大，但私人资本进入壁垒较高。据惠誉分析，受过度管制和地域等影响，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市场统一程度很低。市场被严重分割，采购施工总包往往为当地企业。
特朗普竞选时期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初步方案规模庞大，预计10年总投入达到1万亿美元。该方案由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和彼特•纳瓦罗设计。根据两人去年10月公布的报告，方案主要特点为引入私人资金，并尽量实现税收中性。
首先，利用公私合营PPP模式吸引民间投资。以融资环节的巨额免税激励来吸引民间部门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5倍杠杆估计，1万亿规模的项目中股权投资为1670亿美元,其余支出来人部门。
其次，充分利用税收返还。为总股权融资的82%（1370亿美元）提供税收返还，以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于相关项目。返税将减少私人部门投资中融资成本的18%～20%。在激励投资的同时，方案试图通过创造的利润和工人收入税，补偿税收减免，从而实现财政赤字的中性。
再次，将方案与吸引海外滞留利润回流计划相结合。该计划还鼓励美国公司将海外滞留利润，收入适用的10%税率的税收可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得以抵免。据估计，美国企业海外滞留利润接近2万亿～2.5万亿美元，以回流一半计算，估计税收可增加1000亿～1300亿美元。
此外，特朗普的计划还承诺将减少行政障碍，优化流程并提高效率。特朗普计划放开对石油等能源开采的，并重新启动被奥巴马中止的连接至美国德克萨斯州的Keystone石油管道项目。
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的方案还远未成形。白宫和当前的政策优先序中，基建并不紧迫。而且在投资规模、地域和行业结构上，联邦和地方、两院和白宫将会有较大博弈空间，不确定性仍较多。
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特定资产类别，可以在改善组合风险收益上发挥重要功能。由于具有垄断性和支持，现金流稳定，是平滑收益的重要工具。投资者还可根据需要，设计不同属性收益合同。另外，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可作长期债券的替代品，为负债周期长的投资者提供匹配的资产。过去十多年来，非上市基础设施资产内部净收益率（IRR）的中位数与并购基金、房地产和风险投资等相比，具有较高的信息比。内部净收益年化达到10.8%，仅次于并购基金，但方差及波动性最低（见图1）。
良好的风险收益特征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进入。过去十年，非上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规模从2004年不足50亿美元，攀升至2014年的1430亿美元，上升超过30倍（见图2）。在美国，捐赠基金、公私人部门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是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募资的主要对象。
从实际投资和配置比例看。尽管有45%的机构投资者将配置目标比例设定为5%以上，但真正达到甚至超过目标比例的投资者人数仅为一半。因此，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在基础设施上，无论是目标配置比例还是实际组合比例，都属于低配的范畴。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装备制造能力逐步升级，已具备了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当前，我国对外基础设施业务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交通、电站、通信和水利等各领域，承揽方式从初步的分包施工发展到总包甚至特许经营和公私合营等模式。在装备制造领域，随着国内产业转型，装备制造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亮点。铁机车、通信设备出口增速近两年超过10%，高铁、核电和船舶等多个领域已经处于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部分领先装备制造业开始“走出去”和抱团出海时，我国金融机构也通过并肩合作挖掘其中的商机，服务于推动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目标。
尽管我国基建输出至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具备提供一揽子方案的条件，但现实中仍然面临项目落地和金融支持等困难。发挥我国能集中力量办事的制度优势，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可挖掘美国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机遇，增加中美经济外交的切入点。
通过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等高层对话平台和各种间峰会，强调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可实现中美共赢。利用峰会推进项目的初始和相关方对接，以打造利益共同体实现改善两国双边关系基础的目标。我国外交和外宣部门可加强宣传和沟通，为我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对当地就业和经济所作贡献发声，树立我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在对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上采取收缩策略，全球化面临着领导力真空。中国可积极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争取更多全球话语权，制定对我有利的全球规则。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我国发起全球多边投资指导规则，引起了全球高度评价和积极反响。
当前涉及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部门多，政策和机制上缺少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协调。若缺乏跨部门协调，境外投资项目上将存在无序甚至恶性竞争的风险。可考虑成立跨部门的对外投资协调机构，对海外投资给予指导、协助和规范。组织多方资金和利益关联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推动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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