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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民专栏 文事
1979年,巴金写给萧乾的一封信里,谈到萧军拒受当年大公报文艺金的事情:“关于文艺金,最初决定给萧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萧军不愿意,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芦焚得了金,把钱交给我代他存在银行里(他到天台山内去写文章)。”(1979年2月2日致萧乾信)后来萧乾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三个中最重的为小说。最初京、海以及在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意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他推断:“想来是出于立场。”(萧乾1995年12月14日致吴福辉信,《萧乾全集》第7卷第9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得是名利双收的好事儿,中彩了干嘛要,“立场”,《大公报》不是标榜不偏不倚吗?怕什么呢?
那时候,不像今天,各种文学多如牛毛,1936年为庆祝大公报“新记”公司创办十周年推出的大公报文艺金,是当年寥寥无几的几个文学之一,所以格外引人关注。它的裁判委员都是赫赫有名的作家和学者: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叔华,主其事者为《大公报·文艺》的主编萧乾。经评审最终公布的获名单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三位作者平分一千元的金。历史证明,这些作品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萧军怎么就不给这个面子呢?
萧军日记让我终于有机会窥探他的心灵秘密。1938年7月27日日记,他写道:
不愉快的:谈话无系统,无勇气,摆教授架子的一些自以为高贵的小市民。这真是一个不愉快的。旁人说话,他在打呵欠,表示不屑听这些话。下一次我不再高兴和他们去胡扰。
计有:李劼人、马融、陈翔鹤、邓均吾、何其芳、李葆华、沙汀、周文、任钧、王影质、张履谦、赵(《萧军日记补遗》第47-48页)
虽然这不是对拒的直接回答,但这群人里就有获者何其芳,从“小市民”的评价中,可见萧军是多么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在他心灵的小庙中,的多半是他自己,如:“《八月的乡村》也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意义伟大的东西,虽然它的描写力量是不能算为第一,但内容的力,已经可以愉快地补足了它。”(1940年2月18日日记,同前书,第328页)读鲁迅的书,又激动万分地写道:“我敢于这样肯定地说:我就是他期望的那样不怕一切不顾一切的闯士;也带来了他所期望的那样怒吼的书!他可以瞑目了。”(1940年1月7日日记,同前书,第293页)这种自恋或自大到了像爆米花砰砰砰一锅又一锅的程度,那就不是一粒粒大米饭能填满胃口了。萧军虽非“左联”中人,却是喝着左翼的“狼奶”长大的,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之风渗入骨髓。
好玩的是,萧军不是不想得,不过人家眼光高,直冲诺贝尔去了:“今天忽然又一个奇想,觉得应该使自己经济充裕一些,那就是得诺贝尔金。一部开书店,一部做鲁迅金,一部做自己旅行及买一住宅!这是一个可笑的梦,他们的金是不会轮到我的头上的。”(1939年8月7日日记,同前书,144页)尽管说是“可笑的梦”,但半年后,萧军又做了次,他希望自己发财,发了财要办印刷所、办、筹备作家贷款、建鲁迅铜像,对此,他的总结是:“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计划。我很愿意做这样的英雄,而且我也适于做这样的英雄。”(1940年1月17日日记,同前书,299页)我原本以为英雄都是只唱、不食烟火的人,看了萧军日记才发现错了,他们原来也在想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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